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2015年1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7%，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12个分项指数来看，只有3个指数下降，其余9指数均有所上升，特别是反映生产和需求状况的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上升较为明显，显示出当前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迹象。
数据同时显示，四季度，高耗能行业加快回落，PMI指数较三季度回落1.4个百分点，低于制造业整体水平3个百分点以上。这也意味着，高耗能等传统产业调整加快，供给质量有所改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与紧迫。
分析认为，12月份制造业PMI指数的企稳回升，预示着制造业状况已有所改善。而非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则意味着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大。那么，透过去年12月份PMI指数变化，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急需解决的是工作的思路和方法、重点和关键。其中，将工作重心从稳增长转向调结构，是最紧迫的问题。
结构已成稳增长最大障碍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稳增长一直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几乎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围绕稳增长而展开的。于是，经济增长率也在短暂地被淡化后，重新回到了经济工作的核心地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把工作重心再次放到经济增长率上，不仅给自身带来了新的压力，也给外界对中国经济评判增加了许多新的筹码。所谓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落”的议论，也越来越多。相关的国际机构，也纷纷对中国经济进行了预测，并不断地给中国经济施加压力。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国际机构给出的悲观预测还是国内相关机构给出的相对乐观的预测，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就算国际机构给出的预测结果再高，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而国内机构给出的预测结果再差，也不说明问题更严重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矛盾也还是那些矛盾，经济增长率不完全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结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才是中国经济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恰恰是，经济增长率所以如此受关注，所以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就在于调结构工作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如果调结构工作做好了，纵然经济增长率低一点，也没有任何问题、任何风险。反之，调结构工作原地踏步，就算经济增长率再高，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更重要的，从近两年稳增长的实际效果来看，正是因为调结构工作步履艰难、效果不佳，才使得稳增长工作成效不显著、步伐很慢，甚至引发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产生了许多风险和隐患。譬如过度放宽货币政策，就已给今后的发展留下了许多隐患，甚至可以说当前的许多经济问题，都与货币超发密不可分。尤其是信贷结构的严重失衡，更是今后金融风险的最大隐患。结构问题，才是稳增长的最大障碍。
总平衡需要好结构
中央为何要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不再把工作重心放在扩大需求方面，原因就在于，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已经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总供给体系下，纵然总需求再大，也很难满足部供给的需要。相反，会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的结构失衡。
事实也是如此，按照近年来需求端的变化，从总体上讲，还是比较积极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供给侧的需要的。毕竟，中国还是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消化能力的。关键在于，在前些年的盲目发展中，积累了太多的产能，特别是低端产能。于是，需求端再怎么提供支撑，也无法满足供给侧的过剩产能。自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就不可能平衡了。而恰恰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层没有从供给侧找问题，而是一直在通过政策、特别是货币供应刺激需求端，试图用需求来化解供给侧的矛盾，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如何改革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化解供给侧产能过剩的矛盾，使供给侧不给需求端增加太大的压力，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放到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只有好结构，才能实现总平衡。
调结构应取代稳增长成首要任务
客观地讲，按照目前经济增长的压力以及就业、居民收入增长、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要求来看，稳增长仍然应当成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但是，从近几年来稳增长的实际效果来看，如果只把眼睛盯在稳增长上，甚至只盯在经济增长率上，其效率也是相当低的，是没有看出多少明显效果的。就象PMI一样，那么多的政策出台了，广义货币(M2)已经超过130万亿了，稳增长的效果仍然不明显。毫无疑问，应当问问为什么了。
为什么？问题很简单，经济结构存在很大问题，单纯依靠政策推动、且不把工作重心从经济数据转向实际效果，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在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再多的刺激政策、特别是货币发行，都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相反，如果结构调整到位了，结构合理了，其内在动力就能充分发挥，再加上政策支撑，稳增长的效果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了。
那么，调结构的重心在哪里呢？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亦即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要再伸得过长，不要再对经济过度干预，不要再想着通过政府投资捞政绩。而是积极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把能够放给市场的全部放给市常譬如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就让市场去处置吧，政府不要去包办了。二是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具动力的因素之一，国企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都有可能释放巨大红利，就看如何去改，能改到什么程度，能给其他所有制资本带去多大的想象空间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应当成为2016年最核心的任务。三是协调政策关系。对2016年来说，政策关系如何协调，货币政策能否继续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运用，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从总体上讲，货币政策应当收一收了，应当把工作重心放在货币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方面。而财政政策的运用，则应当更多地从市场主体的需要去研究，而不是政府的需要。这也意味着，2016年的货币政策，应当回归稳健，并侧重于紧，财政政策则积极中寻找新的落脚点。而核心，就是推动调结构，并让调结构取代稳增长成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