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储银行投资银行部人士，《央行观察》专栏作家朱微亮撰文指出，在经济脱钩的大背景下，一国货币政策本应该可以更专注国内的金融稳定和内部经济平衡。落实在金融改革次序上，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实际上将国内经济金融强制挂钩到国际经济金融市场，调控当局面临的困境就包括，即使可以在金融开放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两者之间“走钢丝”，但由于经济脱钩的存在，也很难照顾到实体经济的内部平衡。这样的话，股市的大涨大落、汇率市场的波动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途径。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开年第一天，股市千股盘中跌停并触发熔断机制，人民币离岸市场上贬值达到500个基点以上。随着国家队的进场，股市明显稳中趋好，但人民币汇率依旧贬值不已，1月6日单日贬值800个基点以上。
表面上看，同时稳定股市、汇率、债市、楼市乃至实体经济，对宏观调控当局这个“救火队”要求太高了，“一颗子弹不能同时击中多个目标”，但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脱钩背景下，国内外货币政策框架却惊人趋同。
经济脱钩或者挂钩服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
十九世纪初，西方列强船坚利炮，英、法、德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就是通过占有殖民地扩大商业网络，为本国资本增值拓展市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弱小国家沦为殖民地。这个时候经济格局就是西方列强在资本和技术禀赋上具有绝对优势，成为商品输出国和资源掠夺国，而中国等殖民或半殖民国家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上具有绝对优势，成为商品被倾销国和资源输出国。
美国原本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国力相对不济的时候，暂时还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规则，或者本质上“市场竞争”法则。在一战结束前夕的1918年1月1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他的14点方案，简称为“威尔逊14建议”，第一次以市场平等竞争为基础构建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二次大战的“大西洋(600558,股吧)宪章”乃至“联合国宪章”基本以此为脉络，基本原则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国民权利、保障人权）、交往自由（包含经济交往、人员交流、信息流通）等。在这个体系里，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以后牙买加体系、布雷顿森林2.0体系里，欧美是经济的发动机和最终消费国，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人力资源富国承担生产职能，中东等资源国家提供原材料，并与广大制造国一起通过增持外汇储备，为欧美的消费扩张提供融资支持。在这样的体系里，美元扩张则全球经济扩张，反之相反。
新中国建国之初，意识形态所限，我国实行“一边倒”战略，乃至后来的“两个拳头打人，反苏反美”，经济游离于世界市场以外，浪费了人口、资源等相对优势。与此相反，日本战后复兴、亚洲四小龙崛起是充分利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改革开放，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我国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最大化劳动力的资源禀赋。1978年至2014年间，我国人均GDP由379元，增长至4.65万元，年增长14.3%，远高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速。在这个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格局中，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波不断袭来。
当前，美国对过度全球化反思较多，包括再工业化以减少国外净进口量，经常项目逆差自2006年最高点8067.3亿美元，降至2014年的4106.3亿美元，分别占当年GDP的5.8%和2.4%，基本达到国际合理标准。通过TPP、TIPP等区域化战略，逐步撤退其在全球化的主导责任。全球经济分化加速。
当前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脱钩具有结构的必然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再平衡进程，美国经济上行增长，欧日持续疲软，发展中国家下行压力较大。美国对过度全球化反思较多，包括再工业化以减少国外净进口量，经常项目逆差自2006年最高点8067.3亿美元，降至2014年的4106.3亿美元，分别占当年GDP的5.8%和2.4%，基本达到国际合理标准。通过TPP、TIPP等区域化战略，逐步撤退其在全球化的主导责任。IMF在《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6年新兴市场增长继续低于潜在增速，而由于低油价、中性财政政策加宽松货币条件、逐步恢复的信心使得发达经济体增速提升。预计发达经济体2016年增长2.2%，高于2015年0.2个百分点。其中美、欧、日增长分别为2.8%、1.6%和1.0%，分别比上年提高0.2、0.1和0.4个百分点。金砖五国除了印度保持7%以上增速外，2016年巴西增长-1%、南非增长1.3%、俄罗斯增长2.8%，均处于较低水平。
全球贸易低位增长，其中南南贸易迅速增加。在货币体系构成中，美元在结算货币中的地位稳中下降，人民币结算地位逐步提升。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4.1%，低于全球经济增速与物价涨幅之和约2.7个百分点，贸易占经济的比重下降。其中发达国家进口由4.0%升至4.2%，基本持平，但南南贸易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大幅增长，进口由1.3%升至4.4%，出口由3.9%升至4.8%。在贸易国别结构中，前11个月我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顺差额为2886.8亿美元，占比为53.6%，比2013年低24.8个百分点；贸易总量2.32万亿美元，占比65%，基本稳定。南南贸易比重提升，对应发达货币的结算比重下降，人民币比重上升。SWIFT8月份各大货币结算份额数据显示，人民币占比2.79%，超过日元(2.76%)，仅次于美元、欧元和英镑，跃升为“第四大国际货币”。
我国要素禀赋相对优势逆转，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处于不利地位。前三十多年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技术前沿落差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三者叠加。当前这些优势极大削弱。2014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3.4%，比2010年低1.1个百分点。美国由于移民原因常年保持在68%左右，年龄中位数常年保持在35岁左右。在技术方面，由于我国技术前沿的前移和WTO保护期结束，与国外产权纠纷大幅增加，目前已是美国337调查的主要对象国和最大受害国。
经济脱钩也需要货币政策相机脱钩
货币政策挂钩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经济学大家已经论证了，经济挂钩到一定程度，那么采用一致的货币政策框架是最优的选择。这儿，经济挂钩可以细化为如下几个条件，比如需求转移可以由要素充分流动的对冲机制、进出口占比逐渐增加需要货币政策框架挂钩、国内外金融市场或者利率结构不能有较大差异以及国内外通货膨胀率应该具有相似性等。
在经济挂钩背景下，如果货币政策框架不一致容易产生三元冲突或者甚至二元冲突。蒙代尔乃至以后的克鲁格曼发展了三元冲突的理论，实质上表明如果经济在挂钩的前提下，央行没有足够的工具做到内部和外部的基本平衡，最后会顾此失彼。Rey实证检验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各国货币政策表现时发现，由于全球金融周期共振，信用条件依赖国际市场条件频繁变动，因此考虑到资产泡沫和金融稳定后，独立的货币政策当且仅当资本流动受到管制，不论资本是否自由流动。
基于上述的理论基础，LarsSvensson在1999年JacksonHole年会上提出了为了最小化通胀波动和产出缺口，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应该是单目标-单工具的。2008年的这场危机也宣告了这种货币政策框架是需要重新检讨，是不适用经济脱钩背景下的经济形势。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加入竞争性贬值、不应该跟随QE，并进口欧美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在经济脱钩的大背景下，Poole早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了货币政策操作程序应依赖经济的结构变化。如不考虑外部经济影响，当一国面对的冲击主要来自实体经济，那么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工具是一个比较好的调控工具，而主要冲击来自金融市场时，利率等价格工具是一个比较好的调控工具。
因此在经济脱钩的大背景下，一国货币政策本应该可以更专注国内的金融稳定和内部经济平衡。落实在金融改革次序上，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实际上将国内经济金融强制挂钩到国际经济金融市场，调控当局面临的困境就包括，即使可以在金融开放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两者之间“走钢丝”，但由于经济脱钩的存在，也很难照顾到实体经济的内部平衡。这样的话，股市的大涨大落、汇率市场的波动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