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实体经济尽快获得“便宜”钱
[中国目前当务之急要打破此前不可维系的各种金融高收益率及预期，毫不犹豫重拳整治金融乱象，斩断各中间捞钱环节的链条。类似于近期严禁PE机构上新三板、北京暂停全民PE申请等政策措施要加快出台。]
2016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开年伊始，就在境内外金融市场上上演了可载入教科书的活生生经典案例，股价、汇率这两大基本涵盖现代金融全部内涵的变量同时“异动”，值得我们冷静下来深入梳理其中逻辑及后续调控思路，从而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为千方百计壮大提升中国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此次两市异动，从汇市看，境外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与境内汇率存在点差由来已久，较为明显的一波始于2015年二季度。经济决定金融，笔者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当时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下降甚至开始看空。通常而言，这种看空预期取决于现有经济数据和未来增长态势，如中国经济2015年一季度GDP增长为7%，不仅显著低于2014年7.4%的增速，且1.3%的环比增速也创出有数据以来新低，而一些先行指标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当时中国推动人民币入SDR篮子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未放缓，力度甚至还有所加大。
这种进程不放缓甚至力度加大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合理性，主要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尤其是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国际货币体系过分依赖于美元存在种种弊端，而中国作为大国，对外经贸投资区域亦日益多元化，再持续单一盯住美元、受制于美元的弊端日见突出，为此，就有了2015年8月11日的完善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报价机制，并对美元贬值200个基点。
当时市场关注焦点基本集中在对于人民币“是否失守”的探讨和争论上，殊不知，中国其实是下定决心下一盘更大的棋，即容许市场机制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入篮做准备，朝“更市场化的自由浮动”的IMF相关要求靠近。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允许人民币入篮，中国棋局取得重大突破；其后，中国又首次宣布了人民币汇率参考的货币篮子类别及权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渐入佳境。
从理论上说，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尤其是加入SDR，一般都能成为支持汇率走强的力量，但前提是该国实体经济基础扎实，结构质量改善迹象明显。而中国经济的现状是外部经济复苏任重道远、内部“三期叠加”、“三去一降一补”，虽近来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方面可圈可点，但市场仍在意于经济增速的下降以及局部指标的走弱，加之投资者普遍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效应，同时也因为中国透明、及时、有效的市场沟通仍待改进，使得投资者尤其是境外投资者的中国信心指数一路下行，部分机构蓄意做空，即便央行果断有效干预了境内市场，但境外离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仍持续走弱，点差迅速扩大。
汇率虽然是一国货币对他国货币的比价，但其从来都是也应该是一国经济政策独立的重要参考变量，近几日央行果断境外干预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境外人民币市场拆借利率飙升)，但需要深思的是，未来这种干预的概率和成本有多大？归根结底，汇率是经济实力、实体实力的必然体现，英镑溢价、美元霸权概莫能外。
美元指数走势在金融危机后总体上不弱反强，近一年来更是频频高升，突破百点大关，主因在于美国经济走势远好于预期，即便就业、消费等指标差强人意，但货币比价的终极决定因素是“经济没有最好，只有相对好或者更好，哪怕是一点点”，尤其是美国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高科技制造业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升级已见成效，加之强烈的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才得以看上去如此美好(当然这种美好显然已过分透支).
从我国国内看，虽未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但滴灌调控保证了充足的流动性供给，然而我们问题的症结在于，钱不愿意或很难进入当下最需要钱、最应该有钱的实体制造业，这也是全球现代经济体系的一大常态和研究焦点。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实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有效的前提是要完善市场监管，让实体制造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效率上升，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遗憾的是，无论新三板、创业板还是主板，从去年的股灾到今年伊始的巨震，皆充分表明市场基础建设不牢，股市、债市、P2P等金融市场沦为圈钱机构短期逐利的平台，由此加剧了金融乱象，大多数钱流入不缺钱的机构和中间环节，等到了实体制造业，已是成本高筑，无法维系。这直接阻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而加剧了境内外市场人士的担忧，致使中国信心指数下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与国际化因此难以实现。
笔者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逻辑关系，方可以实体为基，对症下药，千方百计让钱尽快、便宜地进入实体，进入制造业。为此笔者建议：
一要妥善处理人民币国际化与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关系。尤其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要牢牢着眼于大国经济实情、有利基础条件和巨大腾挪空间，不过分追求所谓“全球治理”来解决中国国内问题。上世纪的日德都曾位列世界经济老二，但其后过快的所谓国际化治理模式，给国内带去了极大的负担和压力，此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警惕。
二是切莫掉入为维持汇率稳定，而维持甚至抬高境内实际利率和收益率的陷阱。日本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不仅在于其签署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对美元升值，更在于日本政府为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而长期刻意压低国内名义利率，致使金融泡沫膨胀。从中国目前看，当务之急要打破此前不可维系的各种金融高收益率及预期，毫不犹豫重拳整治金融乱象，斩断各中间捞钱环节的链条。类似于近期严禁PE机构上新三板、北京暂停全民PE申请等政策措施要加快出台，各监管机构加大沟通协调，做到金融监管一盘棋。
三是要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存款利率上限取消绝非利率市场化的收官，核心在于尽快形成中国较为平滑的收益率曲线，发现中国的基准利率，为各市场风险溢价及预期理性化打下基础。唯此，各利率方有可能向理性基准利率及收益率靠拢聚合。尤其当前处于通胀压力收缩、局部甚至结构性通缩的难得有利时机之中，有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窗口已经打开。
四是正确认识并做好预期管理。为防止市场化校准超调(典型的例子就是外汇越公告管制，校准就越超调)，应有系统地培养组建一支真正了解国情、精通外文兼具国际视野的体制内外市场沟通人才队伍，全方位、多场合发出理性声音，引导市场预期，掌握市场定价主动权。
五是在做好跨境资本监测及防范异动的同时，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目前欧美日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尤其是对我国的开放正显出难得的好时机，美国的保护主义亦有很大改观，我们须抓住有利时机，尤其是对提升产业结构而进行的境外并购，应从税收、金融及评级等各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