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工作一年多的杨紫（化名）是个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我工资多，甚至有时候一个月连兼职收入近两万，但都会陷入‘贫困’的境地。”她这样掰着手指头算，在北京刨去在房子、交通上的日常开销，再省点钱旅游、看场电影，再买些有机食材和高端点的厨具做饭，算下来每月省不了多少钱。
但在中美经济决策部门看来，杨紫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主要动力。1月1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的电话沟通中，雅各布·卢重申了中国支持家庭收入，以及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变以恢复经济平衡的重要性，包括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看来，这次谈话强调消费驱动对经济的平衡性，也是对近期市场认识的一个矫正，“因为现在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很多人觉得需求侧不重要了，其实消费仍然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消费将成拉动经济增长主引擎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则明显偏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贡献率从81.0%急剧下降到51.6%，其间消费对GDP的拉动效率也仅提高了0.7个百分点至3.8%；而另外“两架马车”中尤其是投资的贡献率，在2009年曾一度达到86%，单此一项就拉动经济达7.9个百分点。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认为，消费对经济贡献率下降，并非意味着消费规模变小，而是过分倚重投资，导致消费速度跟不上投资所致。
除此之外，陈新年认为，另一个导致消费贡献率下降的因素是，很多本应在国内的消费被分流至海外。在2014年，中国海外消费接近一万亿的规模。
而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由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实际难以长期维继。因为经济增长主要靠扩大出口拉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一个明显的佐证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连续4年处于个位数增长乃至跌入负增长区间，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首次。
投资虽能立刻带动经济增速提升，但如果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这种增长模式不但极易受到自然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和约束；而且由于没有消费的引导和配合,极容易导致盲目投资，从而导致供需不匹配以致产能过剩，降低经济发展质量。
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就明确开始提出“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亦明确强调，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释放消费活力的一个重点就是发展内贸流通业。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均审议了内贸流通改革试点方案，这在内贸工作历史上并不多见，显示了中央对消费新动力的极大关注。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
对于微观个体而言，阻拦消费的因素仍在于收入。
根据2015年12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消费趋势报告》，预计未来五年中国消费市场新增2.3万亿美元，其中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将贡献81%的消费增量。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初步调查，中产阶级的消费意愿比低收入人群更强，母婴、旅游、家庭内部电气化等领域均是中产的消费潜力所在。
但如今，中国中产的比例和人均财富却远低于美国和日本。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日前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成年人口占成年人口比例为20.1%，要远低于美国的37.7%和日本的59.5%；同时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均财富为13.9万美元，也远低于美国的18.4万美元和日本的15.7万美元。
“目前我们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结构并未形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是在扩大。”陈新年分析，“光是去年几次股灾就让中产阶级财产缩水了不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基尼系数六连降，至2014年为0.469，但仍高于国际“警戒线”0.4。
而要提高消费，一般来说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总水平，此外就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对此赵萍建议，要让居民敢花钱，关键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这一“夹心层”规模，因为他们是最有购买能力的群体。一是在一次分配过程中，要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更多向劳动者倾斜；其次是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要降低养老等费率，为消费者减负；最后是要通过转移支付、慈善等手段扶持低收入群体。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降低社保尤其是养老费率，加大财政对公共事务的投入”，一位上海的中产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