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做PPP最大的难点在哪里？答案是怕达不到预期的收益。
“PPP对社会资本是个机制性利好。财政部对PPP的预算管理正在酝酿中，2016年肯定和大家见面，这个措施的出台直接打消了社会资本换人换届的忧虑。”在1月25日的中国PPP百人沙龙首届高峰论坛上，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焦小平明确表示。
在同一场合，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表示，制之有恒，行之有度，对推广PPP来说极为重要，建章立制是推广PPP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规范的制度就会走弯路，念歪经。就我国实践来说，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开始尝试公私合作的模式，但是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位导致项目变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推广PPP伊始我们就从制度建设入手，参照国际标准，制定了覆盖PPP全生命周期的制度体系。”孙晓霞表示，根据业内人士评价，短短两年时间我国就建立了一个接近国际水平的PPP制度框架。
2015年，财政部下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以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实施，保障政府切实履行合同义务，有效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
目前PPP已经是万亿级别的投资体量，财政部的现有规范还不足以完成监管闭环。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2015年底透露，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公布推荐的PPP项目达6650个，计划投资额8.7万亿元。
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相关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结合预算法的要求和地方政府发展现状，最终达到解决政府性债务、适应新经济常态和发展PPP的融合。
焦小平还回应了当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法与特许经营法的问题，他表示：2015年两大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包括PPP立法和特许经营法都在筹划中。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认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就是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收益如何共享、风险怎么分担。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既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又不能完全按照政府的规则。PPP立法就是化解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度，尽可能做到行为的可预期，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可预期。从行为视角去理解PPP，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合作的立法工作需要摸出一条新路。
孙晓霞说，万事开头难，推广运用PPP既涉及理念、观念的转变，又涉及体制机制的变革，本身就是一个难活细活。从相关国家经验看，建立PPP制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还要面临优化法律环境、对假PPP进行纠偏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