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体经济发展困难加大。虽然，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减轻企业成本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如降息、下调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加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力度、提速营改增、下调失业保险费率等，但是实体经济企业仍普遍反映融资成本、用工成本、税费负担和物流成本等较高。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把“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主要任务之一，努力打出“组合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那么，“组合拳”究竟怎么打？我们认为要注重“五个结合”，统筹考虑，精准施策，有效降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成本，帮助企业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逐步增加带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供给，不断增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能。
其一，坚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相结合。要充分认识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不是最终目的，成本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有些成本的适当走高可能是好事情，比如劳动力成本的合理上升是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折旧成本提高有助于加速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研发投入增加则有助于增强企业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这些也都表现为成本，但这些是合理的、长期有利于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成本，我们政策的着眼点应该在那些短期偏高、不合理的成本上。同时，应该看到，降低成本不是根本目的，只是短期手段，在当前通缩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的基本原则，采取适度放松、精准放松的政策，推动降低企业成本与提高产业竞争力相结合。
其二，坚持短期具体措施与中长期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企业成本高企既有表面原因，也有本质性原因。因此，要将短期具体治理措施和中长期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短期侧重以治标为主，出台一些具体的针对性强的措施，长期更加注重治本，主要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政策目标不仅仅要关注短期绝对成本的下降，更要重视长期相对成本的下降，即各项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的下降，并注重长短结合、统筹实施。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放管结合，建立负面清单，建立依法、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形成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通过劳动力、金融等要素市场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化金融服务体系，有效整合多种资源、服务各类型企业。
其三，坚持政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挖潜相结合。应该看到，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主体，也是降低成本、提质增效的主力军，要把政府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与发挥企业主观能动性、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坚持降低外部生产成本与企业内部挖潜相结合，不能把降低成本政策的效果变成培养企业对国家政策的依赖和惯性，要坚持企业主体，激发企业规范治理、修炼内功和转型升级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引导企业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品牌质量，提高竞争实力。从企业内部来看，应强化成本意识，优化管理流程，采取全员成本控制，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效能，节约成本费用开支，努力实现从成本节约到成本避免。
其四，坚持综合施策多策并举与分类施策对症下药相结合。企业成本高企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既有经济体制原因，也有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原因导致的。因此，需要从各个方面、各个维度，采取多样化的措施，“五位一体”(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统筹协调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同时，也要增强针对性，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类型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具体举措。
最后，坚持降成本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补短板等供给侧改革其他重点任务相结合。“三去、一降、一补”这五大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相互联系紧密，必须统筹协调推进。比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有可能成为激活“僵尸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给“去产能”带来一定难度，需要更加精准施策，对不同行业，甚至具体企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又如，为应对部分降低成本措施可能产生的风险和矛盾，特别是结构性减税和降低社保费率所带来的财政收支矛盾和社保基金缺口等问题，应该出台相应配套措施，有调有增缓解财政收支矛盾，通过“组合拳”应对社保基金缺口，给减税降费带来新的空间。但这有可能带来政府的“加杠杆”，是否要通过政府“加杠杆”为企业和实体经济“降成本”、“去杠杆”也应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