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转型是一个由全球化、技术革新和需求变化驱动的持续性过程。
经济全球化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融资、运输的交易成本增加，在技术变革的时代，本地供应商仍旧依赖过时的生产技术，或者错失了向新型产品革新转型的机会：这都会令当地供应商的竞争力逐渐下降。
最后，当国内消费者的收入增加时，其消费模式也在从基础产品如食品、服装等向高级产品尤其是服务需求转变。同样，当住房和基础设施需求得到基本满足时，建筑业和重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就会使转型变得十分必要。
中国历经了这三大驱动过程。首先，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邻近亚洲国家内的竞争对手有所上涨，沿海省份不再是真正的生产成本低廉地区，而西部省份的这一优势也日益消退。同时，全球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需求也不再旺盛。
上述两个因素均不利于中国传统型出口工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实施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时面临的首个挑战就是，如何将就业从出口导向型且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转向技术含量更高的国内服务行业中。
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需求下降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物联网”或“生产数字化”是近期热词，代表机器之间如何交互，从而能够比旧技术更有效率、更精确地在全球生产货物及提供服务。据粗略估计，物联网将具有与600年前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同等的革命性，并可能对全球40%的制造业岗位造成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很可能会受到物联网的显著影响。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面临的第二项挑战就是如何确保中国能抓住物联网之下技术革新的机会，让中国海外资产分得足够分量的一杯羹，从而有利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持续增长，GNP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不同，前者包括了海外投资带来的净收益。
另外，国内需求变动正值中国需要更多的资本来保持增长率不变的时候。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增量资本产出率已经出现大幅上涨。
即使能够迅速完成向服务导向型经济的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仍然需要新资本的充分流动。旧股本集聚在诸如制造业和重工业这样的地方，想要完全焕然一新是不可能的，只能进行部分资本贬值甚至废弃部分资本。
新的生产部门需要新的资本，而这就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们带来了第三项挑战：如何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远期担保贷款效率，同时让出现运作问题的“老年产业”公司(包括负担着高额不良贷款的“开户”银行)以最佳方式从其债务中脱身而出，并支持其退出市场。
应对这三项挑战五年的时间还不够，需要十余年的努力。重要的是，还要保持所有利益相关者(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整个行业和每家每户)之间持久、一以贯之、透明化的沟通。
最后，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例如假使投入公共补贴进行结构调整，将其用于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就比增加货物产量更为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