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正酣，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一直是媒体记者围追堵截的经济学大咖级人物。其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日前，林毅夫教授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全面、系统、深刻地阐释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一理论的全貌。
为何要倡导新结构经济学
中国经济时报：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并创办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这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林毅夫：任何理论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就是说不能解释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为何产生，或是根据理论所做的政策选择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不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那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从提出来以后一直都处在反思的过程中。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开始独立自主追求现代化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当中独立出来的新的子学科。当时提出的理论被称为“结构主义”，是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观察基础上——发达国家由于先进的产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收益。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国防实力与劳动生产率，也应当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和相关国防产业，并提出了进口替代战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了上述发展战略，但却发现，在这些产业建立起来后，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结构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失效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进入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分析认为，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的努力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当时的解释是，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而造成发展不佳。因此给出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政府的责任是维持宏观稳定，维持财政预算的平衡。然而实际上却并未起到好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再一次出现了经济崩溃，危机重重，发展绩效比在结构主义时还差。
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表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后，继续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国台湾。中国内地这部分，有望在2020年前后，成为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8个，另外5个是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即使有像世界银行这样的一个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对发展理论非常熟悉，又有金融资源来支撑根据理论所制定的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在美国留学回去当部长去推动他们国家的发展，但是，效果非常差，有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二战之后以来，一直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反思的根本原因所在。2008年由诺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ahel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领衔，二十几位发展中国家既懂经济又有实践经验的官员参与的增长委员会出版的《增长报告》，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个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速度、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原因的研究，发现这些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特征：一是他们都是开放经济；二是他们的宏观经济都比较稳定，不是经常有危机；三是他们都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四是他们都有有效的市场；五是他们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这五大特征跟过去主流理论的政策框架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既有市场，也有政府。这个报告发表了以后引起了很多关注，这本书非常强调结构变迁，认为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实际上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是结构的不断地变动。
上述五大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是如何成功并没有药方。中国人常讲药的用量不对补药可以变成毒药，如果只有药材没有药方，政策执行者怎么去遵循？所以，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来讲，还远远不足，还要继续反思，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则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因此应运而生。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具体谈谈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的完整体系。到底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林毅夫：我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结构和结构演变的决定因素(包括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以及影响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并从这些研究来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按现代经济学的取名原则，应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了区别于结构主义，故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用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内生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以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它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结构是给定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又是可变化的。
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相对高昂，所以，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处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经济体在这类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有竞争力的结构。
一个经济体只有到了资本相对非常丰富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可以运用很多资本，才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很高。所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间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措施则是加速资本积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只有加快资本积累，才能使资本更快地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升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会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
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发展有何价值
中国经济时报：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发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林毅夫：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在有效的市场中，政府必须发挥有为的作用，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则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即把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以我国为例，1979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我国的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我国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把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好再让各种新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自发涌现。相反，我国各级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各项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区和园区内，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中国在转型初期虽然劳动力的成本很低，但是中国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以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克服这个瓶颈限制，中国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地招商引资，鼓励国外既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国际买家信心的外资企业到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来投资设厂。
采取这种务实的办法，中国迅速发展起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