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8日刊发题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的署名文章，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文章中称，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
文章称，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和产业结构有关。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还要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可以从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尤其是地方层面，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对城市进行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将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服装到技术含量较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以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获得巨大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中国首家上市的精神科私立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文章称，总体而言，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