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面对的严峻事实是，若“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别说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户籍限制的是国民迁徙、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基本权益，但所造成的歧视远远不止经济利益。
今天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取消城乡的户籍限制已是势在必行的改制举措，而规划和落实具体的配套措施则是我们能否有这种能力、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
户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历来对此的批评不绝，然而，它迄今仍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约束着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和思维判断。但是它也能成为改革的一顿“白吃的午餐”，带来深刻的转型红利。这里所说的“白吃”，当然是对今后若干代人而言，此前几代人为之付出过的代价真可说是创巨痛深。改革开放以来，户籍的扭曲已有了显著的化解，不过始终未能射出“临门一脚”，恐怕是“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的利益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因而步履踟蹰。
《中国做对了什么》2010年出版时，作者周其仁教授曾送笔者一册，细读之下，我对他检视中国改革经验而得出的精当见解很是赞同。这里且引用周教授的几个观察和结论。他说，中国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为“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邓小平设计的方略和步骤“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而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从这个视角，让超过欧洲总人口的勤勉劳动力“先流动起来”，流转到能焕发其生产效率的地域和生产组织，是为关键。其背后的制度推手，也是从户籍制度限制的“不让”到有限度的“让”。
眼下的问题丛集，我们又“将做对什么？”换言之，中国人面临的实际约束是什么？怎样放松和拓展，从而让人们更加充分地施展生产潜能？
户籍限制的是国民迁徙、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基本权益，所造成的歧视远远不止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基本的“天然权利”怎样回归非城镇居民，尤其归还给在城市胼手胝足辛勤劳作了几十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呢？
试错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户籍制度一直处在某种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城里人或许以为，乡下人是生来如此，他们不配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平待遇，是素养技能不够，或对城市建设贡献不足。这也是解除户籍限制的难度所在。只要略加分析，便知这些偏见都站不住脚。譬如上海，你说现在有几条街道靠本市居民来清扫的？又有哪栋高楼由本地市民盖建的？
造成城乡悬殊差别的户口制度像一座高坝，阻断了城乡的交流，造成两边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实，这座大坝的合拢晚至1958年。它的法规依据是那年一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而得到严格执行的这个户籍限制条例，是直接违背1954年颁行的宪法的，1954宪法第90条所规定的公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被搁置起来，直至1975年被文革版宪法干脆取消。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检讨户籍限制的制度扭曲，事实上，大家也都感受到了，过去三十余年，国民的居住迁徙自由已有了非常可观的改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急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是松绑制度扭曲的结果。随着居住和就业限制的松弛，土地的价值得到了展现。这些生产要素和引进的资本、技术、管理结合起来，焕发出无可估量的生产力。这样的巨变，也许只有北欧国家挪威的经历可相比拟。今天挪威位居全球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列，而挪威曾是欧洲最穷的小邦，能有今天的荣景，得力于大陆架石油的开发，那是老天所赐（要是挪威近海早个十年发现油源的话，它的宗主国瑞典是断不会让其独立的）。然而，中国的固有潜能早先之所以无法发挥，却是人为的。让国人有流动的自主选择，大幅降低制度成本的结果，今天的辉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这个教益使大家明白，彻底废止户籍限制的扭曲，可以带来今后持续发展的道理。
我们说彻底解除户籍限制势在必行，还在于固守这个扭曲的机会成本日趋沉重，已接近不可承受的地步。2009年笔者就开始反复呼吁，应尽量在中国出现劳动力拐点前后，特别是在农民工大规模换代之前，着手彻底终止户籍限制。主要的考虑来自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农民工的下一代将难以承受户籍限制带来的差别待遇。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事实，假如“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的话，在他们父辈加速折旧之后，别说经济的持续成长没有可能，就连维持社会的稳定都会大成问题。不难想象，数亿贫二代，受过教育、掌握信息，由电子网络联接，接地气，又怀有较高的期待，他们在城市里安身立命的盼望一再受挫的话，将会带来多么高昂的维稳成本！
当然，也要看到，即便确定了适时解除户籍限制的目标，究竟怎样逐步拆除这座大坝，逐级降低城乡之间的落差水位，也仍然是极具挑战性的。比如说，健全社会保障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养老健保的个人账户；提供廉租屋，顺便消化空置的或烂尾的城镇房屋；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再培训的设施；开放公允的城市公共服务，接纳新市民的参与，等等。落实取消户籍限制目标的种种具体措施，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制度创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