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今天处境就是这么微妙：作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既要全力完成经济战略转型的艰巨任务，又要在全球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风口上率先担当动力之源，更要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扮演体系建设者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我们通过持续改革，释放增长与发展红利，提高公共产品的全球化供给能力。假如我国通过持续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如期取得成功，则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中国，必将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发挥主导作用。
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会主旨演讲中，至少释放了三个层面的信息：其一，中国经济的希望大于困难，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激活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将会通过强有力的综合改革措施来应对；其二，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中国绝不会为了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而祭出损人并不最终利己的经济政策，任何有远见的外国领袖与市场人士都不应怀疑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其三，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中国，将会通过建设性举措，完善和丰富全球经济与金融公共产品体系。
今次博鳌亚洲论坛，无论议题设计还是与会人士都较往年更具现实针对性与身份契合性。作为沟通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窗口，博鳌论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其在全球高端论坛中的影响层级逐年扩大。毕竟，亚洲经济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亚洲在全球经济金融与贸易版图上还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作为亚洲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无疑具有区域乃至全球性意义。因此，在前几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有关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演讲，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事实上，类似这样的高端论坛已成为国外观察中国政策走势的重要窗口。中国也通过举办越来越多的高层次论坛，为中外政经领袖、智库学者和市场人士提供全方位了解中国经济的舞台。
不过，全球经济面临脱轨风险的警报短期内恐怕难以解除，包括中国、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中小经济体，都存在着各种经济问题与风险。本届博鳌论坛主题聚焦于“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远景”，其实也是论坛举办方搭建高端智慧的分享尤其是关于全球经济复苏与治理变革的策略建议平台的逻辑安排。
就中国而言，尽管今年1、2月及3月上旬主要经济指标有所起色，比如用电量、耗电量、就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城乡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货币的供应量，都是在向好，但需要看到，经济基本面表现并不稳固，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依然不减，实业界对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期依然存在。在此种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放大市场的恐慌情绪。
正如有评论人士分析的那样，我国如今正面临着如何转变增长模式，如何相对平稳地管控潜在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趋势，如何做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三大挑战。但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且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经济增长动力依然有着巨大的释放空间。这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新的商业机会。换句话说，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不仅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强劲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且结合新的技术革命以及中国资本业已启动的全球资源配置大潮，将为区域和周边国家，尤其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红利，再进一步，还将为美欧、拉美、南太平洋(601099,股吧)等提供增量投资贸易空间。另一方面，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结合正在推进的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以及其他投资贸易便利化举措，预计中国优质产能将更加便捷地走出去，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购买力又将为贸易伙伴提供新的市场机会。而这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无疑有利于全球经济迈向复苏与强劲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平稳运行、安全运行，最大难度在改革的同时保持稳健，确保稳健增长、稳健去杠杆、稳健推进结构改革、稳健市场开放。为了给整体经济释放更多活力、增加更多动力，需在切实降低企业和居民税负，增强企业生存力和发展活力及个人消费潜力，减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带来的冲击之间把握平衡。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转型这部大戏，在全球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美、欧、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遵守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他们在转型期的经济结构与今日中国的经济结构都存在显著差别，而且中国的要素资源禀赋、人口素质结构、经济发展观念、宏观决策机理以及技术发展层次等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亦有着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无法找到现成的大国参照系。有人常常拿日本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镜鉴中国，其实亦不十分恰当，因为中日之间的国情差距实在太大，况且今日的中国也无法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拥有较为宽裕的国际经济与技术环境。当然，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前后的发展教训还是值得我国决策者和市场主体时时深思的。它提供了世界观察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如何在迈向国际顶层经济分工的过程中遭遇内外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进而失去了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
因此，中国的今天处境就是这么微妙：作为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既要全力完成经济战略转型的艰巨任务，又要在全球不确定性经济增长的风口上率先担当动力之源，更要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扮演体系建设者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我们通过持续改革，释放增长与发展红利，提高公共产品的全球化供给能力。假如我国通过持续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如期取得成功，则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中国，必将在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的机制设计与能力建设上，进而在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中发挥主导作用。
也正因如此，最近几年，国际社会愈发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美欧等财经领袖、诺贝尔奖得主和众多全球一流智库都紧盯着我国的一举一动，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国际咨询。而中国决策层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正在为全球提供极为重要的新兴大国发展参照系，在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改革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互联网金融崛起，区域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投资需求的不断上升，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无论中国经济再平衡还是全球经济再平衡，都为全球高水平的经济治理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