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香港评论员吴幼珉撰文指出，陆港差异明显，即当代香港青年与他们长辈年轻时面对着不同的经济现实，他们邻近同胞竞争力、收入和购买力改善都比自己要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国外社会却不一定有深刻了解，与大陆经济起飞相比，他们容易怨天尤人。这篇文章具有一定难考意义。
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不久前发表了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题为《新代沟》（TheNewGenerationGap）的文章，称当代美国和欧洲国家年轻选民与他们父辈投票意向存在明显的区别，斯蒂格利茨把问题归究于两代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当今社会正存在着社会不公义、收入不平等和对精英阶层失去信任三种情况。纵然与美欧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当代香港社会也有它的年轻人问题和社会矛盾，当地社会的跨代差距同样存在。
年轻人面对的经济现实
发展经济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为生产力提高了，收入才会有实质增长，人们才可能安居乐业。近年香港失业率并不高，在3.1%至3.3%之间，美国近月的失业率则接近5%，但失业率并不能反映当前两地经济的全貌，因为工人实质工资都下降了。在当代发达经济体中，不少国家工人实质工资在过去三四十年来都没有增加，甚至出现倒退。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近20年的香港，现在香港许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与上世纪90年代初接近，而期间物价却上涨了许多。
中国大陆由于经济持续发展，工资普遍上升。麦肯锡（McKinsey）3月19日发表的一份报告称，55%中国消费者相信自己收入在未来五年会显着增加，纵然那较2012年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却比美国和英国在2011年分别只有32%和30%消费者有以上信心的人要多得多。
陆港在这一方面的差异明显，即当代香港青年与他们长辈年轻时面对着不同的经济现实，他们邻近同胞竞争力、收入和购买力改善都比自己要快，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国外社会却不一定有深刻了解，与大陆经济起飞相比，他们容易怨天尤人。
和平时代的资产增值速度往往会比工资增长为快，在全球化中，资本能在别国寻找到更高的回报，而不少国家或地方政府为求维持或促进经济增长，强调竞争和效益，却忽略了公平分配，政策因而会向资本而不是向劳动者倾斜，结果是贫富反差恶化。在当今世界上，美国、中国大陆和香港都面临这个同样的社会问题。所不同的是在大陆，整体工资和就业环境都在改善，而许多香港年轻人面对的却是实际工资下滑，而在经济上又缺乏向上流的机会。
现代经济学认为通过增加教育等人力资源的投资，可提高生产力。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陆港两地大学教育普及化，因而有大量大学生涌进职场。在香港，有个别雇主埋怨部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学业成绩平平，同时香港经济创造知识工人职位空缺的能力却是有限的，因而今天一些大学毕业生从事过去中学毕业生从事的同样工作。
鉴于供求关系，新大学生所赚的工资也普遍不高，律师和专科医生等少数职业除外。当年轻人会拿自己的购买力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容易对现状感到不满，面对眼前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也容易感到不被尊重和郁郁不得志。
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当地的权力差异会较中国大陆为窄，却比许多欧美国家为大。多数当地年轻人在社会架构中都不属于上层，他们对社会影响力远不及精英阶层，循规蹈矩地发声并不足以满足他们期待的话语权。因此，香港年轻人问题既有其普遍性，也与不少发达经济体所产生和面对的问题类同，是收入和财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折射出的问题。香港年轻人问题也有当地的独特性，包括政治架构、教育机制、以及外来文化与政治组织的影响等问题。而解决矛盾不能以单一的方式，而应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那也是一种“鸡尾酒疗法”，多种方式混合才能见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