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为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中国在坚持宽松政策的同时，也承受了资产价格与CPI的走高。近日，新华社撰文称，稳增长才是当前货币政策首要任务，不要被房价和CPI束缚，货币政策需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依照主要矛盾来调整。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大体围绕着“保八”执行，一旦增速达到两位数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就会收紧，并通过行政调控限制房价；当经济增速低于8%，则会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并加大财政投资的力度。因此，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信用周期，主要通过行政调控维持稳定。
这种增长导向的干预性政策在2009年因应对次贷危机而放大，带来了产能过剩、杠杆过高以及资产泡沫等问题。期间虽然进行了收缩，但是市场通过影子银行继续增加杠杆。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了今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想要清理过剩产能与僵尸企业以及去杠杆，不得不通过货币与财政同时刺激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托底，从而形成了目前房价上涨与通胀再次并行的局面。
以“通货再膨胀”营造转型空间并不是中国独创，1980年代日本也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结构性改革闯关。当时，著名的“前川报告”警告日本经济要实现结构性转型，应将发展的重点转向服务业等，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但这要承受经济结构调整中经济衰退的痛苦，就像1979年到1983年间的美国。美国当时采取了供给主义改革并大幅提高了利率。
传统上要求稳定经济与就业的一方则认为，政府应该通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经济，以通货再膨胀创造转型的空间来换取转型时间，减少痛苦。最终日本政府选择了以前川报告为远期目标但在短期内避免痛苦的做法，货币与财政双刺激，造成了资产泡沫，结构调整至今也未实现。
中国当前的选择与日本类似，为避免结构调整的痛苦，以通货再膨胀的做法编织一个经济增长的安全网。同时出现了房价暴涨以及食品等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但是相对而言，CPI还相对温和。经济研究者一直担心中国M2增速与规模如此之高会制造剧烈的通胀。
相比较M2而言，长期以来通胀持续而温和的原因在于，因地产需求带来更多土地资源入市，消化了这些货币，但目前住房库存严重，货币宽松刚推出一线城市房价就瞬间暴涨，全国土地出让也大幅减少，这说明土地的稀释功能已经衰退。另一方面，在2008年次贷危机至今，人民币对所有货币是升值的，而且同期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形成的升值效应抵消了货币投放带来的通胀压力。
事实上，中国的通胀被低估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蔬菜、猪肉等食品、房租以及服务业价格都紧随货币宽松而上行，这进一步带动基本工资的上调。成本的上涨会恶化实体经济的利润，从而造成整个经济债务压力加剧。尽管政府加大了财政投资，但是主要是吸收一部分过剩行业的产能，而信贷的增加也与借新还旧有关。
推高的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会对实体经济回报率造成伤害，与过高的杠杆成本构成一个产出缺口。与此同时，快速增长的M2也无法继续通过地产吸收，其与GDP的裂口也会不断扩大，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财政加大刺激力度，通胀可能随时出现。如果采取某种管制进行“价格冻结”(像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调控)，则会面临滞胀威胁，市场扭曲继续扩大。
因此，我们目前的政策应该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调整，防止出现为解决一个问题产生更多问题的连锁反应。结构性问题需要更加平衡的方式解决，这需要系统性思维，要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尤其是在转型空间事实上已经很狭窄的环境中，要标本兼治，而不是做外科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