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政府与评级机构的博弈之后，中国政府也面临着与评级机构的博弈。
3月31日，香港证券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宣布对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处以1100万港元的罚金，称后者在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对49家中国公司的企业管制表示担忧，导致相关企业股价下跌，违反了香港证券期货条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自2011年开始监管信贷评级服务以来实施的首次处罚。
然而，就在这一“罚单”开出的同一天，同样位列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标普将中国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确认中国评级AA-。标普同时将香港AAA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而在3月初，穆迪已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至负面，同时将中国38家国有企业及授予评级的子公司、25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不难看出，在表面看似“客观公平”的评级背后，一场更为“深奥”的博弈正在进行，评级机构“来势汹汹”，中国政府也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了态度。
针对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虽然评级调整，但市场并未因此有大波澜，离岸人民币不降反升。中国不特别care（在乎）这个评级，不必一个个去拜评级机构的码头，市场反应和中国政府的承诺及下一步动作会说明我们的信心。”
评级机构遭质疑
一般来说，信贷评级下降，说明风险上升，在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即利息随之上升。这是主权信用评级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事实上，几乎大部分主权国家都非常清楚，信贷评级机构的评级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误差甚至“有失公允”。
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金融危机肇事者的国际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忽视风险，给予各类杠杆类金融产品过高评级，而在危机之后借助制高点的话语权降低各国主权信用评级，直接导致一些国家的信用危机。
不仅如此，在随后的希腊危机中，同样不难看到这些评级机构出于各种利益而给出的前后不一的评价，楼继伟就表示，“希腊出这么大问题的时候，它的评级当时高于中国。评论我就不说了。”
正因如此，在真正的国际融资交易中，融资成本是否上升并不取决于评级，而是要看主权债务的CDS（CDS是债务违约的期货产品），而这一产品的价格是靠众多市场参与者用自己的钱博弈出来的，而不是评级机构随便说的。
所以，楼继伟也表示，“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和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当然包括中国主权债的CDS没有变化。
不过，国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与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不需要在乎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其固有的规律，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要做的是尊重并顺应这一经济规律，而不是囿于一些指标的变化，很多时候，指标的变化恰恰反映了转型的过程。”
上述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目前正在由工业化阶段向资本化和技术化阶段升级，在工业化阶段，劳动力的贡献在一国产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力红利，而在此之后，劳动力短缺、价格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并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增速一定会下来。”
所以，在评级机构给出的调降评级中，将中国债务增长的速度与GDP的增速做对比，即使数据真实，反映的问题也并不真实，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如此，美国、日本当年同样如此。
评级中国维度需改变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GDP增速放缓，债务上升，所有这些问题，是当年美国、日本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同样面临的问题。
上述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上世纪的70年代美国经历了同样的变革，反映在政府债务上，美国在1970~1976年，尤其是1973~1974年，债务比例曾经出现急剧上升，国债占GDP的比重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在1974~1984年间，国债占比曾创下11倍的天文数字。”
事实上，在英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早就超过了200%，在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达到200%也已经很多年了，在美国，几年前国债百分百超过GDP曾引发大量讨论，但事实上，这涉及一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进行的财务结构的调整。
上述经济学家表示，“在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企业的利润会逐渐下降，这时候，税收在财务结构中的占比一定要降下来，与此同时，债务收入则会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恰恰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否则，继续由高税收支撑的财务结构有一天难以为继，因为高税收背后砍掉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由此，既然债务上升、GDP增长放缓是经济规律使然，中国也就只需要关注相应的经济决策是否影响到了或产生了真实性的问题，对所谓的增长或减少的评级指标也就不需要关心了。或者这也恰恰是评级机构评级方法背后的问题，就像《三体》中所说，维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评级方法和固有指标没有变化，其评级的结论也就失去了参考意义。
被罚并非第一次
事实上，在对一国进行主权信用评级之后被罚，这已不是评级机构的第一次遭遇。早在2011年8月5日，标普就曾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从而让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丧失了3A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全球性关注。
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直接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不满，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回应称，“标普评级计算有2万亿美元的错误，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国评级计算的结果。”美国财长盖特纳则表示，标普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并且是作出了真正错误的结论。
2013年2月5日，美国司法部对标普提起正式诉讼。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因此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政府“秋后算账”的行为。
在经历过多场复杂的论辩之后，2015年1月2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证交会”）披露的一份文件公开了最终的处罚结果，即“由于标准普尔为招徕业务进行虚假评级，被罚7700万美元，其中包括就住房抵押债券虚假评级诉讼达成和解的5800万美元罚款，和就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检方提起的诉讼支付的1900万美元和解费用。”
在该案之后，有专家就表示，“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信用评级机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这使得信用评级机构与其资本市场‘守护者’的角色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评级标准的非统一性，以及评级过程的非透明化也正在加剧利益冲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