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武士阶层的有无，决定了中国和日本近代经济走向不同道路。比如日本学者依田熹家说：“下级武士对现行统治体制的强烈否定态度……某一方面代表了试图从世袭的身份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农工阶层的要求。这样，推翻现行体制就比较容易了。”相反，在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中国，整个统治阶层都对统治体制抱有顽固的信赖，对反对这种体制的行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其实，武士只是一股盲目的力量，它既可以被用作改革者筚路蓝缕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保守派因循守旧的卫道士。武士作为一个阶层，梦想的是昔日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荣光，就像幽灵因天一亮就要消失所以惧怕公鸡的啼鸣一样，工商社会意味着武士阶层凄凉的坟场，它避之唯恐不及，怎么会张开双臂拥抱她呢？电影《最后的武士》，堪称这种观点的解毒剂。其中同明治政府和他的西方军队作战的，不就是武士吗？固然是忠义可嘉，但毕竟属于过去的时代。至于科举制度依赖传统体制，这在某些方面是事实，但同样真实的是，呼吁“睁眼看世界”、变法革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并不是田间的农夫、街头的匠人，而都是才子、状元、榜眼、探花。
还有学者认为区别在于尊大与自谦基因。但如同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命运决定性格一样，尊大与谦卑的民族性格不是历史的原因，而是历史的结果。如果不是灿烂的中华文明令南蛮北狄东夷西戎黯然失色，哪来大汉天声的尊荣呢？说日本民族性格中有谦卑的成分，这只对了一半。当他们在肆虐的大自然面前痛感人类的渺小、在深切的苦难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是谦卑的；可是当他们先向中国学、后向欧洲学、再向美国学，不仅迎头赶上而且创造战后奇迹的时候，他们不是腰杆儿挺得倍儿直、口口声声“我们日本人”、敢向世界第一的山姆大叔说不吗？
帝国主义矛头指向也被认为是关键因素。帝国主义矛头针对中国，日本压力较弱，因而赢得发展空间。此说出自日本学者之口，是善意地为中国开脱；如果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那恐怕不是无知，而是懦弱了。中国即便是矛头所指，也可以顺势而为，不仅完成自身变革、脱胎换骨，而且引领亚洲汇入时代发展新的洪流。况且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崭新的活力元素像潮水一样向世界各地蔓延，虽然时间有先后，但轻重并无不同。
教育被更多的人拿来说事儿。教育是器具，它既可以成为历史进步的阶梯，也可以成为使社会停滞甚至倒退的锁链。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至关重要：谁来教育、教育什么、怎么教育，这恰恰是政策的结果。古代的中国、近代的日本、现代的美国、当代的芬兰，不重视教育而能发展者，未之有也。但是中国的例子也说明，如果统治者“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的话，那么不仅不能前进，反而只会倒退。要知道，传统文明物品器具、典章律制、诗词曲赋，无论如何灿烂辉煌，与现代文明终归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如何皓首穷经、索引探微，洞悉其微言大义，终究是不能曲径通幽、找到现代社会的门庭，进而登堂入室的。
科举制被泼了很多脏水，认为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但科举制就是培养统治工具的一种手段，它既不会成为天才的摇篮，也不会成为英雄的墓地。说它阻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那实在是赋予它太多意义了。科举制犹如今日之高考、公务员、法官的录考，难道不是有比无好？其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进步的标志。
新近学者用产业官办民办来解释中日近代经济差异。说产业官办民办，对中日近代化的影响而言，类似分水岭。但事实上，中国既不缺乏郑观应那样主张民办的学说，也不缺乏张骞状元下海、风生水起的干才。
中日近代经济走上不同道路，原因只在一端：变法的成败。日本明治天皇“开拓万里之波涛”，而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痛骂“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却噤若寒蝉。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偶然，就像伟大的思想家帕斯卡所洞察的那样，如果克里欧佩特拉的鼻子短一点，整个人类历史就要改写。这个结论不应使人悲观，反而应该乐观：历史取决于人们的作为，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