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显示，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金额估计达到7350亿美元。报告预计今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4480亿美元的净流出。]
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弱，资金流出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界瞩目的事件。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各界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近日，有业内人士建议我国收紧资本管制以遏制资本外流，但也有不少人担心，收紧资本管制可能会阻碍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并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似乎陷入了矛盾。
昨日，“资本管制总体无效且常常适得其反，”权威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资本管制非但不能增加一国金融稳定系数，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并增加危机风险。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的实践总体欠佳，多数最终被迫走向更大幅度的放开。
权威人士还提醒，如果中国加强资本管制，将“印证”境外媒体和投机势力致力渲染的预言，可能加速资本外流，陷入投机资本渔利的“圈套”。
不久前，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不会走资本管制的“老路”。潘功胜称，当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总体可控，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基本稳定，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未来将在继续大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
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成为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工具，推动开放资本账户、放开汇率及多项金融部门的改革也在逐步深化。但时机似乎并不理想，合理的资本外流(投资组合多样性)与出于对经济的担忧而引起的资本外逃，交织在了一起。
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显示，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净流出金额估计达到7350亿美元。同时，报告预计今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4480亿美元的净流出。另外，从外汇储备数据来看，2015年，我国外汇储备下降5127亿美元至3.33万亿美元。
业内预测，若资本流出趋势持续，将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如何允许人民币汇率更大灵活性的同时，避免触发大量资本外流、大幅货币贬值，成为中国央行面临的一大挑战。
学界和政策界对资本管制的弊端存在较多共识。“资本管制的目的一般包括：限制投机套利，缓解外汇短缺，遏制本币贬值，延缓危机，保持国内政策独立性，保护国内金融产业。”权威人士称，“总体看，资本管制非但不能增加金融安全系数、降低危机发生概率，相反管制越严越容易滋生各种不稳定因素。”
上述权威人士进一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资本管制实际上是一种违约，被认为是宏观经济政策失败和经济基本面脆弱的信号，极易强化负面预期，动摇投资者信心，触发资本外逃并引发经济金融动荡。
此外，权威人士称，资本管制不可避免地加大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损失，降低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并容易滋生腐败。资本管制增加了国际投资者撤回资本的难度，会挫伤其对本国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增长。
“管制下的非均衡一旦加大，资本会加速流出的担忧就很难消除，”钟正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资本管制并不能增加金融安全系数、降低危机发生概率，“没有短期维稳，哪有中长期求变。”
表面看，短期资本管制可在不耗费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低成本地”缓解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压力，但大量研究一直质疑资本管制的效果，认为相关管制措施极易被个人和企业规避，仅在短时间内部分有效，中长期(通常认为6个月以上)无效。钟正生认为，放开资本管制需要择时而动，优先排序，目前形势下多放流入管制，少放流出管制。
“我们过去是宽进严出，宽进严出的目的就是利用外资，但是当中国成为国际市场的净储蓄者之后，而且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本义来看，我觉得中国在资本流出方面，特别是对国内投资者的对外投资这一块，可以进一步放松，但是在流入还应该进行必要的管理，改变宽进严出的情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丁志杰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放开资本账户的管制，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使用中国的货币，跟境内的市场主体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交易的结算，当然是好事。境内外交易活动的活跃可以给经济带来更多的机会，但是货币的使用，或者说交易的展开有可能会带来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本报记者表示，因为使用者有可能是积极地、规范地、合规地来使用，也有可能是出于别的目的的使用，如果是出于一些恶意的、违规的、犯罪的使用，那么就会给国家带来风险。
2016年以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本币大幅贬值后开始加强资本管制，阻止资金外流。然而，效果似乎都不太理想，后来逐渐从加强资本管制到被迫取消管制。
“资本管制有可能引发信心突然崩溃。”上述权威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资本管制措施变动剥夺了投资者部分权利，改变了游戏规则，容易引起资本恐慌和市场动荡。”
上述权威人士向本报记者举例称，2006年12月18日股市收盘后，泰国政府规定，外国居民须将带入泰国资金的30%以无息存款准备金形式存放在央行，一年后返还；如资金在一年内撤离，该准备金只偿还三分之二。措施推出后次日，泰国股市创31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泰铢对美元汇率创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泰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投资股票市场的外资不受该制度限制，并承诺尽快解除对债券市场资本流入的管制。
新兴市场加强资本管制效果并不理想。2015年2月，乌克兰在汇率急跌50%后严格管理资本外流，但当月外汇储备仍减少12%，到2016年2月，乌克兰外汇储备已经缩水至100亿美元以下，很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耗尽，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对美元近期跌至历史地位，乌克兰民众疯狂抢购黄金。
再如阿塞拜疆宣布对海外投资征收20%费用；沙特阿拉伯禁止在该国拥有分支机构的银行进行导致里亚尔贬值的交易；尼日利亚限定对外币信用卡和借记卡规定支出限额等。从之前实践看，此类措施收效不佳。
“如果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个国家如果进行资本管制，就会被国际社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批评。但是在1997年亚洲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表明，资本流动是需要管理的。”丁志杰进一步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丁志杰介绍，在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一步说明资本流动需要管理，但是把资本流动的管理放在最后一步：国家如果面临资本流动造成的冲击，应该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然后运用外汇储备，再用汇率政策，实在不行了才动用资本管制。
的确，2010年至2012年期间，IMF公布了资本管制使用指引，倾向于愿意接受临时资本管制。但该建议主要针对量化宽松引发热钱涌入新兴市场的问题，而非资本流出。
总体上，IMF仍不主张对适度的资本外流进行管制，即便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也主要是通过宏观政策、结构性改革、宏观审慎管理等应对，只有在危机时期才可采用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以避免本币汇率大幅贬值和外汇储备急剧减少。
按照IMF的观点，收紧资本管制几乎等于承认政策失败或濒临危机，并附有苛刻的条件。欧洲债务危机时，IMF允许接受援助的希腊临时加强资本管制，但附加了财政整顿、福利改革等条件，引起国内民众不满。
“我认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需要前提，要把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往前提，要把它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措施而不是治疗性的措施，就是要优先对资本流入进行管理，认可了才能进入，不认可就不能进来。一般不把它叫做资本管制，而是一种管理。”丁志杰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对于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赵锡军建议，“第一步，对资本账户下的市场交易要有监测。第二步，对这些交易活动要进行归类和甄别，哪些是目前符合制度、政策的交易。”
赵锡军进一步表示，央行对于跨境交易活动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而这涉及到两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二是市场方面的。赵锡军建议，涉及到机构之间的，应进行报告；市场上发生的活动频率高的，要对外汇市场的高频交易，或者说涉外市场包括衍生市场的高频交易的数据进行监测。
“通过监测鉴别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可疑的。这种监测是针对交易的整个过程，包括流入和流出、买卖的行为本身。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赵锡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