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之后，经过多年成长，中国已经演变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老一代贸易协定带给中国的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一方面国内经济越来越容易受海外供需的冲击，另一方面，WTO的多哈回合已经陷入僵局，WTO代表的多边贸易协定对中国的红利已经逐步消散。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较慢，那么未来中国制造将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我们认为，未来国际贸易的竞争将沿着价值链进行，而合作则主要以区域和双边形式展开；对应地，中国面临的是内部产业升级的压力与外部自贸合作圈地的复杂博弈。
未来全球贸易竞争
将沿着价值链展开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通过加强全国动员的总成本领先战略，成为主要的受益方，不仅一度是全球贸易失衡中最主要的顺差方，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资产。G2失衡标志着全球化3.0的外部失衡循环难以调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虽然有所缓解，但全球失衡情况整体改善不明显，只不过失衡矛盾的核心从中美分散到了更多的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
危机前2000~2007年经常账户率提升的盈余方，在危机后2007~2013年经常账户率都有回落；对于赤字方也是类似：这是基于危机后以邻为壑贸易保护政策下的系统自我调整，也受到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趋势都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其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导向与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内卷化”，这是全球贸易恢复乏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私人部门杠杆去化比较充分，美国经济已经进入确定性比较高的恢复通道，但对其它经济体的拉动却已远不如前。而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影响下，进入了以抬升通胀，刺激消费为特点的货币大扩张中。
比较有意思的是欧元区的分化，其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一直在治标，却难以治本；特别是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更成为了周期性爆发的风险点。这种杠杆率的差别以及经常账户率(赤字/盈余)差别导致的分化，使得欧元区核心国与边缘国在危机后严重分化。为了维持欧元区的稳定，主要的边缘国家进入了痛苦的财政整固进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外部逆差缩小：这使得欧元区从过去德国苦力支撑下的逆差经济体逐渐成为典型的顺差经济体。总之，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的主动和被动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情况在危机之后确实有一定改善，但全球化3.0中的“生产—消费”和“储蓄—危机”循环并没有被打破。
不过，仅从传统的国际收支差额指标认识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失衡是不够的，未来全球贸易竞争将沿着全球价值链展开，以增加值法统计的国际贸易情况更值得关注。随着全球化3.0三元分工深化，全球分工也从最终产品转向以生产链为基础的要素分工，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争夺焦点发生变化，政策关注更多地从传统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从自由贸易转向所谓公平贸易，从最终产品转向价值链条，从获取资源转向要素整合。
全球价值链是将商品与贸易联系起来的全球视为单一经济体，研究各国增加值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一套统计体系与研究方法。未来基于国际分工价值链重构的贸易协定重构过程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制造与加工型生产国，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如何摆脱生产国受上下游两端挤压的宿命，沿着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迁移，是未来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与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有效提高贸易增加值
依赖三方面
按增加值衡量的话，根据2009年数据，中国并非出口第一大国，而是落后于美国位于第二位，但中国却是通过出口实现海外增加值最多的经济体，这显示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典型的中游位置。按行业划分，中游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低于上游的资源行业和下游的服务行业，而以这些中游行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和加工贸易却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最主要的顺差制造者。例如每部iphone的179美元的批发价格中，中国只创造3.6%的增加值：中美iphone的贸易顺差为19亿美元，但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只有7350万美元。
增加值能更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在各产业中的竞争地位，高附加值往往意味着更强的垄断优势或更高的要素价格。一般来说，服务业与上游原材料产业大都是附加值率比较高的部门。但是，如果中国仅把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重心放在有劳动力优势的中游制造部门，很容易陷入产能过剩和其它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滞后的比较优势陷阱中。
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与全球经济融合程度进一步提升的过程中，能否有效提高贸易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重要环节取得优势，维持甚至提升自身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制造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提高，这使得其规模效应和附加值率提升；其次是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及其专业化水平与生产率的提升；再次，中国顺应甚至引领全球贸易投资协定的方向，使之符合自身利益，为我所用。
多边与双边安排并重
中国面临第二次入世
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促生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建立。20世纪20~30年代，各国为了谋求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多采取高关税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已经落后于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面临调整的压力。现有WTO中的国际贸易规则基于传统的贸易形态，其规则的设定是为了促进商品跨国自由流动，WTO多哈回合谈判也仅关注传统的贸易问题，如关税减让、农产品补贴等；而现今的国际新贸易模式则体现为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商品、投资、服务、知识及人员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境流动。国际贸易协定的侧重也逐步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与之对应，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问题、技术转让等议题成为新的焦点。
而且，WTO还面临决策效率低下和南北矛盾难以调和的问题。WTO作为合约式的组织，采用“一个成员国，一个投票权”的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WTO的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使其很快便感受到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影响力加强，但多极化治理也导致难以达成一致性意见，这是WTO框架下国际贸易规则调整缓慢的原因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主要受新兴经济体之间贸易快速增长的影响，南南贸易、南北贸易之和在全球的占比已从1990年的40%上升到2012年的69%。新兴经济体虽然在贸易量的规模上已经和发达国家比肩，但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法制的规范程度方面仍然相对滞后：这种矛盾性一方面使得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国际贸易规则来向发展中国家传导其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在新一轮贸易协定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体系效率问题和南北矛盾使得WTO多边谈判停滞不前，对于农产品补贴、知识产权、劳工问题等议题要达成多边一致协议难度也非常高。近年来，全球贸易协定推进的总体特点是多哈谈判动力不足，区域、次区域合作异常活跃，国际贸易规则层出不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多边规则正在经历碎片化的尴尬，且不得不通过妥协的“早期收获”和“多数先行”原则分步推进。
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倾向于推进“谈判成本更低、协调范围更小、合作领域更深”的区域性贸易组织，最新的WTO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达到了511个，在2001至2011的11年间，共缔结了约319个自贸协定，平均每个月要产生“2个半”协议。几乎所有的WTO成员国至少加入了一个自由贸易区。未来的贸易协定是以TPP、TTIP和TiSA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这些协定的基础都是区域多边的，他们将构建起一个覆盖美欧、美日、欧日等发达国家“强强联合”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规则，以区域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圈地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以TPP、TTIP和RCEP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合作框架也应运而生。在这些框架出台之前，全球处于三大自贸区“三分天下”的格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中国未来如何适应和融入这些游戏规则是对外开放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二次入世。显然地，自由贸易区形成后会加快区内经济整合，区内国家受益而区外经济体受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争相圈地建设自贸区的风潮中，中国不进则退。中国目前参与的自贸区主要在亚太内部，根据2011年数据，有自贸协定覆盖的外贸规模占比仅26.2%，其中出口28.6%，进口23.8%；是主要国家和地区中覆盖率比较低的。中国要想继续获得开放红利，则必须积极适应自贸协定，拓宽自己的合作范围。
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会采取多边与双边安排并重的策略，但重心应该逐步向双边和区域合作偏移。首先，遵守和保护已有的多边协议，充分利用多边协议渠道推动市场开放。其次，顺应双边和区域化的趋势，加快双边自贸协定落地，如近期中国与瑞士以及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再次，倡导“区域自由主义”，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和东亚贸易关系，寻找区域自由贸易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并力争在亚洲未来区域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