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哈里·邓宁(JohnHarryDunning)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增加，资本输出将最终超过资本输入。这正是中国近年来的情况，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正处在一个从资本净输入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型的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大机遇，自提出以来，一批优质企业借此“风口”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掘金全球，而与此同时，更多企业假以“一带一路”之名，跟“风”而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有相当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投行关注的经济体，经济基础薄弱但增长迅速，需要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助力发展。据经济学人智库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2.7%，其中亚洲高达4%，是各经济板块中增长最快的地区。
都说“一带一路”风大、浪急，有好鱼，可你别只奔好鱼而去，忽略了风大、浪急的凶险，一个不小心，出海的小船可能说翻就翻。
就“一带一路”整体风险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种：安全风险、政治稳定性风险、政府效能风险、法律和监管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外贸及支付风险、金融风险、税收政策风险、劳动力市场风险、基础设施风险等十大类，每一类下面还有很多具体的方面，很难计算。
以政治风险为例，斯里兰卡前政府曾将数个大型基建项目交由中国国企，截至2014年年中，从中国的贷款总额已增至40亿美元。但是2015年1月斯里兰卡新总理西里塞纳上台后，叫停了位于首都科伦坡价值14亿美元的港口项目。尽管2015年3月西里塞纳总理来华访问表示该项目可能获得重启，但工程延误大大增加了开发商的经济成本。从2015年2月柬埔寨政府暂停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获准建造的4亿美元的水坝项目，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的密松(Myitsone)水电站大坝被改革派新政府上台后叫停，再到希腊港口与中远合作的一波三折，类似案例不胜枚举。
此外，即便在同一地区，各个国家风险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缅甸的信贷风险远远高于同为东盟成员国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是东盟里基础设施风险最高的国家。相反，基础设施风险较低的越南和马来西亚，近年来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前者的合同谈判过程漫长、政府立项许可经常延误，而后者劳动力市场技术工人紧缺，中短期内外国企业很可能需要从海外引进专业人才。
有这么多的风险就不“走出去”了吗？当然不是。风险并不等于危险，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各异，相关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都务必要未雨绸缪，对可能遇到的风险做充足的应对准备。
大量案例也表明，事先对风险认识不足，事中对风险应对不力，事后对所遇风险不加以总结，是中国企业过去“走出去”的通病。
怎么避免？
从国家层面，政府要支持有能力的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从企业层面，“打铁还需自身硬”。要选好项目，要树立品牌意识，要有国际视野。此外，中国企业另一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这也是目前“一带一路”倡议下常常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当然，政府也可以考虑设立对知识产权、商标保护不力的国家黑名单，供企业参考。
从宣传层面，不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
丝路有好鱼切记风大、浪也急。很多人说，现在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时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不惧风险、做足功课、在商言商、合法经营、追求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