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每逢遇到一些社会新问题，总有一种声音在呼喊“立法”，动辄吁请立法成为一种常见的套路。
“僵尸车”(长期无人使用维护，落满灰尘)频现，有民众指出《让“僵尸车”不“趴窝”法律必须“站起来”》：需要通过立法手段修改《物业管理条例》，授权物业或业主委员会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先行处置“僵尸车”。让“僵尸车”不“趴窝”，法律必须“站起来”，也必须“硬起来”，只有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才可能不会“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问题越来越难解。碰到问题喊“立法”，好像成了一种时髦现象。比如为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呼吁立法：人贩子一律死刑。福建省消委会认为，微信购物不受新“消法”保护，有论者呼吁立法保护消费者。为了保护农民工享受公积金，有人呼吁立法，让农民工像养老保险一样可以私人缴纳。
如今快递业蓬勃发展，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却是以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为代价。快递行业所产生的零散的废弃物，加起来数量和规模都不容小觑。于是有人表示《快递企业别成污染大户，呼吁立法治理快递垃圾》，并提出，快递这一新兴行业发展之迅速让人措手不及、猝不及防，所以当务之急是给快递垃圾套上一个“紧箍咒”，让立法不再缺位。
有些问题当然需要“立法”解决，比如土地使用权“70年大限”是无偿“自动续期”还是有偿“自动续期”，含含糊糊，“已经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严重而深远的冲击问题”，“对这类问题，立法机关不能也不宜再含糊下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适时出台法律解释是必须的。但是一些问题动不动喊“立法”，如此不分轻重缓急，则是对“立法”的短视。
立法需要高昂的成本。很多法律草案在全国人大排队，比如公众关心的“民法典”，多年过去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动不动喊立法，立法机关根本顾不过来，为了法律的匆忙通过，完全就可能“萝卜快了不洗泥”，埋下后患。
立法是博弈的结果，博弈不够充分，未必制定“良法”。正如澎湃社论指出的，为了使物权法能尽早通过，对“自动续期”这类重大问题是“无偿”还是“有偿”含糊其辞，“现在看来得不偿失，甚至有危及立法原意的风险”。
问题在前喊“立法”，当今法律真的不够用吗？现实未必如此。比如，微信购物，只是消费支付手段的变化，仍然是消费行为，完全可以适用新消法。就算消费者选择不用新消法，也可以采用合同法维权。比如处理“僵尸车”，处置他人产权是重大的法律问题，岂能通过立法修改《物业管理条例》授权物业或业主委员会来先行处置？一时无法出台“良法”，但是完全可以穷尽现有法律处置“不明主物”。
民众喊“立法”，也可能为政府有关部门“找了借口”。比如“僵尸车”，本来有关部门“管理失当”，如今有了借口，没有“法律”，民众不能怪它们不作为。如果匆忙出台“法律”，这里牵涉产权等问题，可能争执不下，很难出台；或者为了便于管理，匆忙出台，就会给社会埋下隐患。
一事当前喊“立法”，“立法”包治百病吗？显然不是，比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最高刑是死刑，“人贩一律死刑”可能造成受害者或社会的更大不幸。
再比如，降服“僵尸车”，法律也够用。如上海推出“三色告知”政策：通过“绿色告知”提醒车主自行处理“僵尸车”；接着是“黄色告知”搬离现场集中存放；最后是“红色告知”集中处理强制报废。通过告知，提高“僵尸车”停放的成本，避免其总是僵而不死。
动辄喊“立法”，社会管理治理创新和现代化需要这样的僵化式思维和措施吗？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我们不差法律，差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勇气和智慧，差的是执行法律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一有问题就喊“立法”，如果“立法”能解决一切问题，那还要政府部门做什么？我们承担得起“立法”失误、立法成本高昂等不良后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