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香港商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最近与东北相关的两则新闻都相当吸引人们眼球。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二是辽宁首现GDP增速负增长。人们关注的目光似乎更多在负增长上徘徊。而经济界人士指出，辽宁的负增长后面蕴含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是东北近年来最大的“亮点”。
中央首提留给东北政策缓冲期
《意见》提出，到2020年，东北地区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全面振兴，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这是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有关东北的3个政策文件中，唯一提出留给东北政策缓冲期，这是最大看点。这一时间窗口，也是留给东北的“疗伤期”。东北的问题由来已久，既有最后进入市场经济的“后发展障碍”、国企私有化的伤筋动骨，也有十年振兴中投资驱动的“后遗症”。
社会层面上，巨大的民生压力也与其它地区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到2012年，东三省GDP年均增速达到12.7%，远高于全国同期的10.07%。但其中仅财政投资就占30%以上。如果再考虑东北数据造假猖獗的前科劣迹，评价东北的增速其实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2013年后，投资剎车，房地产势头减缓。东北过剩产能和房地产的一地鸡毛，扒下了前几年投资大跃进的底裤。无效投资在实体经济层面积累为过剩产能，而在金融层面则转化为债务。
各级政府的债务、平台贷的数额相信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15年至今，东北的工业、房地产等行业一直无法破除银行的贷款瓶颈，不良贷款馀额攀升，这些都可以很容易用来鉴定东北“内伤”的严重程度。这个时候，《意见》为东北设立一个“疗伤期”，缓冲和消化原有问题，是务实和理性的。
辽宁在负增长中积蓄经济“正能量”
负增长的数字看来让辽宁颜面扫地，其实，这正是辽宁“疗伤”的必然结果。与2013年的全国第七，到今天的老玗，反差不可谓不大。人们清楚，这是在为投资大跃进的豪华盛宴买单。有三个数字很说明问题。一个是2012年，辽阳市六大高耗能产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产值达61.7%。同年，该市这六大产业投资171.4亿，比上年增长63.9%，占全部投资比重的28.9%。在辽宁，现在还不知这些过剩产能如何死去，但产生过程，人们却看得十分清楚。
另一个数字是沈阳目前有4200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市民人均面积超过5平方米。2015年，渖阳万达、九光、阳关、太原街华联等接连关业。房地产库存极大，去化缓慢，无奈放出大学毕业生零首付的大招。尽管指责之声四起，还是低调、坚定的推行起来。房地产与辽宁的GDP就像连体婴儿，从2012年开始相伴下滑，中间连一次像样的反弹都没有，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民生压力全国之最。官方数字，仅养老金一项未来5年就有超过2500多亿元人民币的缺口。
在这样的压力面前，辽宁的书记、省长尽管都是“外来户”，却没有走提规划、上项目、抓政绩的老路。而是在习近平的“四个着力”上下功夫，下力气挤水分、调结构、简政放权、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2015年，在排名垫底的情况下，财政75%以上的资金用于民生事业，25万国标线下人口脱贫。
事实求是的说，辽宁省委、省政府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定力，值得点赞。他们面对集中爆发的矛盾显示出来的静气，蕴含着一种新的、更加符合辽宁实际的执政理念。这种定力和静气后面是对辽宁发展方向的理性思维，是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尊重。
与那些浮躁的冲动、没有方向感的大步前进相比，这种重压下的坚韧显得更加可贵。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看出，辽宁在负增长中孕育着思路突破，在修正前期问题的同时积蓄经济“正能量”，这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积极意义明显。
辽宁问题考验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能力
最后进入市场经济的辽宁，面对的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国企改革。经过10几年“私有化”，今日辽宁的国企已经不多，更多的是央企在辽宁的企业。因此说，辽宁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考验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能力。
辽宁的改革历程可以粗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私有化和自由经济阶段：按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改革思路，辽宁要和全国一样，通过私有化走市场经济之路。工人下岗，国企卖光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其次，抓大放小阶段：下放管理权限，省属国企甚至下放到县区管辖，使其便于私有化的产权变革;而一些命脉性的行业则由央企统一整合，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最后，新常态阶段：主题词是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廿几年的时间里，辽宁的改革思路发生如此变化，走了一条螺旋式甚至是往复式的道路。
教训是什么，经验又在哪里?厘清这些，是辽宁今后发展的先决条件。如今来看，供给侧改革似乎更对辽宁的胃口。无论工业还是农业，辽宁都是中国的最大的供给端。但是，由传统工业向高科技主导的现代产业转型需要10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个能够融入世界工业发展趋势中的长远、合理的规划，是辽宁今后科学发展的前提和首要条件。
辽宁的改革，永远脱离不了国企的话题。现在能够统一的认识是，国有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存在的。中国的国家性质，国有经济更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器”。新自由主义的把国企卖光就是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一场人祸。诺大的中国，只有私有经济，用脚后跟都能想出结果会是什么。这一最顶层的顶层设计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中央政府面临的大考。
辽宁越来越接近一场全新变革
前30年，辽宁顶着“辽老大”的帽子，以对共和国的卓越贡献成就了自己的辉煌，是中国工业文明的母体和标识。把解决辽宁问题，放在世界工业最前沿的高端竞争中去布局，正在逐渐成为朝野共识。新自由主义曾指引中国经济改革，但其私有化中国的恶果正在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思。在其代表人物努力与以往言论切割的同时，中国改革是否应该只有私有化一种模式再次引起了争论。
习近平去年7月“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吉林讲话，响亮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客观的说，辽宁改革的路径选择和臧否，关乎中国工业改革的成败，是中国工业能否达到世界高端水平的重要标的。这一改革，需要有全球视野的大智能、大格局、大气魄设计和引领。
去年8月，《南华早报》称中国将以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改革中国国企，这一模式使新加坡的国企创造了国家70%以上的经济总量，成功证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和私营企业一样的有效率。这一消息至今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给人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有关经济界人士指出，前些年，由于受新自由主义国企改革只有私有化唯一出路的禁锢，一些有益的尝试也只能是浅尝辄止、草草了事。
2012年，中央派张广宁到鞍钢，希望这位改革明星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张以“重温鞍钢宪法”破局，吸引了极大的关注。但以其一人之力，很难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的天花板，最终黯然退场。很多熟谙辽宁事物的政经人士对习近平的吉林讲话十分振奋，期望中央能够像深圳一样，将辽宁设立为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特区，以“中国工业2025”为先导，以最高端的世界工业为目标，重振辽宁雄风。
这符合辽宁人民的意愿和社会期盼，辽宁也确实是中国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基因和潜质的第一省份。习近平供给侧改革是经济发展思路的调整和重大部署的讲话给辽宁带来了希望，辽宁期待着具有大智慧(601519,股吧)、符合实际的经济变革。《意见》和辽宁的负增长都释放出了十分醒目的积极信号，辽宁越来越接近了一场全新变革的新起点。
中央经济思路调整为辽宁注入了强劲的动能，经过反思，吸取经验和教训，人们期望工业基础最雄厚、社会动员力量最强、服从性最好的辽宁再造中国工业之魂，吸引世界的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