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今年亚洲经济将继续放缓，内外部风险加大。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产能、去杠杆的进程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
“2016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的下滑趋势仍然难以遏制，亚洲经济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会进一步加大，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风险都在上升，其严重程度可能是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未曾遇到的。”5月4日，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说。
该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共同在京发布“《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称，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5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在上年度下滑的基础上继续下滑，这已经是自2011年以来下滑的第五个年头。
研究显示，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除印度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下降通道;增长率超过6%的国家只有印度、中国、越南与菲律宾。不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速相比，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
李向阳分析说，2016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率的下滑趋势仍然难以遏制，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风险都在上升。其中，短期风险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全球贸易增速继续下滑
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历来很高。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严重偏离了战后多年来的发展趋势(全球贸易增速一般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致使贸易不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报告，按美元计价，2015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了13.8%，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收缩。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贸易量)，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预计为2.6%。
蓝皮书说，鉴于新兴经济体增速放慢，全球大国的通货紧缩趋势明显，全球能源资源价格低迷态势难以扭转，2016年全球贸易下滑或低速增长趋势仍将延续。这对于对外经济依存度高的经济体冲击最大，如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美联储加息与债务风险加大
蓝皮书介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普遍意识到防范金融危机只能靠自己，为此它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15年底，亚洲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1万亿美元，相当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0倍。这也是许多人否认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债务风险的主要依据。
“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产能、去杠杆的进程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期间，尤其是2010年之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按照债务的增速，还是按照债务的相对水平，亚洲新兴经济体都是最高的。”蓝皮书说。
李向阳说，以私人债务/GDP指标为例，处于前五位的新兴经济体都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韩国、泰国)。如果说国际债务危机的第一阶段重点在美国，第二阶段重点在欧洲的话，那么危机的第三阶段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在新兴经济体。
IMF的经济学家发现，预测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信贷/GDP，二是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如信贷/GDP指标每上升9个百分点。在随后的三年内，发生主权违约的概率会上升11.5%，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会上升9.4%，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会上升6.4%。
在过去一年中，俄罗斯、巴西等都以债务危机为导火索陷入了经济衰退。蓝皮书说，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否会尾随其后取决于经常账户顺差能否继续维持，资本账户的逆差(资本流出)能否得到遏制，被迫降息是否会刺激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风险等等。
研究发现，尽管亚洲新兴经济体这一轮债务繁荣以企业债为核心，以本币为主体，但美联储加息趋势对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经济增长的“跷跷板”效应
蓝皮书说，伴随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有可能陷入“跷跷板”状态。这种现象在2015年已经成为现实。
2015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总体增长率从2014年的1.4%上升到1.9%(预期数)，但这既没有拉动全球贸易的增长，也没有成为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引擎。相反，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增速放慢的趋势。李向阳认为，这种“跷跷板”效应的背后，一方面可能是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另一方面可能是持续二十余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正在发生逆转。
蓝皮书认为，“亚洲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经济改革的步伐”。但蓝皮书同时表示，在亚洲，各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差异很大。多数国家的改革是以政府的更迭为契机的，但也并非所有的政府更迭都能带来预期的改革目标，比如在2015年完成大选的斯里兰卡、缅甸究竟能否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亚洲国家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来看，多数国家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原有的发展模式，因而对这些改革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