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对比了中国2009和日本1970的数个指标，包括M2占GDP比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本币兑美元汇率、国债收益率、城市土地价格指数等指标。
他发现，1970年的日本经济拐点过后，直到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的20年，日本GDP仍然保持了年均4.5%的增长。这预示着只要政策应对得当，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中国同样具备中速增长的长期潜力。
而日本经济长期保持增长的秘诀在于扎实的工业基础。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工业稳则经济稳，当工业增加值企稳的时候，就是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的时候。】
近年来，“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论述不绝于耳，也从来不缺市场，十年前发出这种声音，现在看来固然可笑，但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的关键期，这种论述却启发我们来思考，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到底在哪里。
回溯历史，不乏有经济体成功实现了经济赶超，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和德国，或者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当然也有经济体深陷经济泥潭，比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或者南美的阿根廷。
笔者认为，从体量规模、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中国有很重要参考借鉴意义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
对标对象选定之后，下一步是选定对标时间点。
由于日本GDP增速的波动较大，因此笔者认为直接从GDP增长中枢的变化上寻找对标时间点并不十分精确，笔者在本文使用的一个指标叫做：货币和准货币（M2）占GDP的百分比。
货币和准货币（M2）的增速可以简单理解为金融体系信用扩张的速度，GDP的增速可以简单理解为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速，两者的百分比可以度量经济增长的泡沫化水平。
幸运的是，我们在日本和中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化中，找到了非常相似的规律如下。
万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
我们已经知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增速换挡期，增长中枢由10%降到4.5%左右，跟当前的中国很像，但是具体年份的对标应该如何确定呢？
从上图可以看出，日本的M2占GDP的百分比在1970年出现了突然的提升，1970年之前，该比例基本是稳定的，这说明在1970年之前，日本经济增长相对健康，1970年日本经济的既有增长模式受到冲击，使得日本不得不通过扩张信用的方式刺激经济，此后日本经济的泡沫化水平到了一个较高的区间，并继续上行。
回到中国，M2占GDP的百分比在2009年出现了突然的提升，源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水平。因此从M2占GDP的百分比的变化上，笔者选择日本的1970年和中国的2009年作为对标基期。
对于转型期经济体而言，工业稳则经济稳
日本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并不是断崖式的，而是阶梯式的，1970年日本经济拐点过后，直到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的20年，日本GDP仍然保持了年均4.5%的增长。日本经济长期保持增长的秘诀在于扎实的工业基础。
笔者非常看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因为对于中国和日本这种人口大国而言，扎实的工业基础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秘诀。
原因之一在于工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使得更多的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原因之二在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对于提高一国的人均GDP水平发挥着核心作用。
从下图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可以看到，日本经济增速在1970年下台阶之后，工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直至1975年，该百分比重新企稳并一直延续到1992年，即日本房地产大泡沫破裂。
这张图表明，工业对于日本经济维持长期稳健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
再回到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的负面冲击，中国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使得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自2009年出现了抬升，但是随着2011年经济刺激措施逐步退出，该百分比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回落状态。
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工业稳则经济稳，当工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企稳的时候，就是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的时候。
万钊：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
但是笔者认为，转型期的经济政策不宜过度聚焦于增长数字。2015年中国GDP增速6.9%，2016年一季度GDP增速6.7%，已经开始接近6.5%的政策底线。
但是从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来看，工业尚未触底，这就预示着6.5-7%或许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速中枢。
因此过度聚焦于增长数字，反而有拔苗助长的负面效果，比如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长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居功甚伟，但是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股基交易量的大幅增长，这种增长的意义有限。
因此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经济增速更多体现为一个参考指标。
日本经济转型期的金融市场表现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日本经济转型期的主要金融市场的表现，并给当下的中国金融市场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