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针对民间投资转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直言：“说实话，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因此，必须进一步放宽准入，让民间资本投资‘有门’！”有关部门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整体投资增速，但从2015年四季度以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亦出现下降。
对李克强总理的这番话，不妨这样理解：民间投资问题是“老病未解，又添新疾”。
何为“老病”？从字面看，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这几扇“门”的提法，不是新发明。2014年，李克强总理为民间资本列出多达80个项目的“投资菜单”。当时，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指出，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民企进入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的最大障碍就是各种“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最大的风险则来自政府的不守信。
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民资遇到“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时这样回答：“我以为最为重要的就是扩大准入，简单说来，凡是政府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
类似的表达，还可以追溯至更早。这表明中国民资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新问题，而是自来有之；而政府鼓励民资投入的解决思路，也难说有根本变化。从“投资菜单”到更早的“非公新三十六条”，再到2005年的“老三十六条”，无论是病征、病理还是诊断、药方，10多年间均面目相仿——这大概不能仅仅用“官僚作风”和“低效率”来解释。
老病既未解，新疾又是啥？还是从字面上理解：原来民资进入还有一道“三重门”，现在则连“门”都没有了。用李克强总理的原话来形容：“个别地方群众甚至编出了顺口溜，说地方政府当前对民营企业有‘三不’：不听电话、不接材料、不予办事”“有些地方负责人见一下民营企业家还‘偷偷摸摸’的，好像民企‘矮人一头’似的！”
病因究竟在哪？李克强总理也提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明确提出，要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只要清清白白，为了事业发展，政府官员和企业家打交道有什么顾虑的呢？”毋庸讳言，“反腐”与“严管”后，懒政、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诸多地方官场有升温趋势，但此种现象不限于民间投资一个领域，且必然会在一段时间后，随着大环境的改变，成为一类短期现象。
所以，解决民资增速过缓，不管是“新疾”还是“老病”，关键在于要敢于“拆墙”。没有“墙”的存在，就谈不上“门”的阻碍，这是个朴素的道理。
病是长病老症，药是一眼即明。局部的创新等都是次要手段，放到更大的历史周期中去审视，关键还是“改革开放”。改革是行为外观，开放才是实质。对外开放也是“对内”开放，开放其实就是“拆墙”。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主要动力来源有两个：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形势严峻，不得不把经济搞上去；二是后来形成的“政绩”与“发展”的挂钩模式。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危机感早已不足以成为改革推动力，利益堆积甚至成为新“墙”。此种情况下，如果政绩动力再不足，无论是民资还是各个社会领域的开放，都可能会紧闭门户、高墙森严。
如何缓解甚至根治民间投资的“老病”与“新疾”？是重复10多年来循环用药、功效不显的老路还是痛下决心拆“墙”？对已意识到巨大潜在危机的改革者来说，这将是一场与“不痛不治”的路径依赖、体制惰性之间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