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纵谈经济发展观，针对“虚拟经济”做出了很多强势判断。比如他认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它不是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把虚拟经济变成目的了，这个迟早会有一些挫折”，以及“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是要强调发展实体经济。”
不过，任正非并非非此即彼地看待当前的虚拟经济，他希望新型经济更应注重长效、更加专注。
但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强调对实体经济的重视还是要避免矫枉过正的倾向：高看实体经济的话，不必说得太满；对实体经济的“对立面”，亦不要过分地贬低。正如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当下的中国应该“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实体经济和其他体量的“经济”，不必非此即彼。
在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生活中，对实体经济的推崇、对“非实体经济”的反感和抗拒，不是太弱而是一直太强，以至于常常形成某种保守甚至后退的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基于现世伦理，崇实贬虚，不见实体不为真，“虚”总与“假”相联。改革开放后，务实精神与实用主义更被奉为精神资源。“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相比，前者在先天话语权上已经胜了不止半筹。
现实语境中的“非实体经济”（包括但不限于任正非话语中的“虚拟经济”）主要指什么呢？或者，街谈巷议中人们一旦说到“实体经济”的对立面，首先会想到什么？
一是任正非所说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有自己的范畴，“广义地讲，虚拟经济除了目前研究较为集中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还包括体育经济、博彩业、收藏业等”；二是如董明珠与雷军的对话中，将“互联网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对立物看待；还有一种现实语境中的可能，是针对当前的创业投资热潮而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没有去某个单位打工，而是异想天开地“创业”，还是“互联网创业”，毫无疑问，这也走向了“实体”的对立面—甚至可以说，“梦想”本身就是虚拟的。
厘清这些概念的界限并不难，难的是，民众的心态有时候并非真正在意某个概念的界限。很多时候，某种理念只是用来浇自家块垒的他人酒杯。在中国民间，对金融产业乃至对于互联网的抵触情绪，比表面所见的要广泛和顽固得多。在任何一个不会使用叫车软件的老出租车司机那里，都能收获对互联网技术那股沉默而坚决的敌意。而淘宝店“杀害”实体店面，几乎已经成为绝对多数中国人的简单共识。由于信息和技术壁垒，中国网民虽众，但能从技术进步中获得职业红利的人，比例还是太少。
虚拟经济、互联网经济，本身都是商业属性。“工农商学兵”中，“商”在中国社会还远谈不上被重视到了碾压“工”与“农”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恰恰相反。
中国经济今日的成就，来自于开放与引进。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组织形式、商业形态，常常是几代叠加进入：往往某种技术的2.0还没消化，4.0已经开始普及。短期来看，这会造成混乱，长期来看，则是巨大优势。这一过程，不适合用“社会发展阶段论”来论证某个阶段的“不可跨越”。在中国，“跨越式发展”倒是充满各种可能，举个例子，放在十年前，谁能想到在信用卡尚未普及的中国社会，会有远超全球平均比例的移动支付用户？
非实体经济的泡沫确实存在，而且总有一天会因为必然的收缩而破灭，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就经济本身还是思想认识而言，隐藏在泡沫之下的，更多仍是保守、陈旧的冰冷实体—这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现状进行反思不可回避的现实。“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仍旧指向正确的前方，它们的红利即便未必能收割于当下的经济领域，但终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