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皇家银行主席HowardDavies撰文指出，危险在于危机后仓促地决定给央行增加职能，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加强对这些职能的政治监督可能影响到货币政策。出于这一原因，不管采取怎样的新问责机制，都必须特别谨慎地进行设计。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过去十年，中央银行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从英雄沦为狗熊，又从狗熊重新成为英雄。如今，它们的运气和名声是否又开始走下坡了？
2006年，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从他干了18年的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任上退休，其时名誉如日中天。他引导美国经济穿越互联网枯荣循环，谨慎地渡过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带来的潜在增长威胁，在任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生产力增长迅猛。在他的最后一次美联储理事会会议上，时任纽约联储主席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Geithner）对格林斯潘进行了如今看上去颇令人尴尬的高度赞扬，说格林斯潘的名誉在未来还会继续上升而不是下降。
区区三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借用巨蟒（MontyPython）的鹦鹉素描，说曾经的大师格林斯潘如今已经名誉扫地。央行被广泛视为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玩忽职守。它们放任全球失衡日积月累，什么都不做地看着巨大的信用泡沫产生，忽视抵押市场所闪现的危险信号，不假思索地赞美薪酬过高的投资银行家所创造的创新但有毒的金融产品。
央行对深化的危机的早期反应也是犹犹豫豫的。英格兰银行在银行体系分崩离析之际大谈道德风险，而在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欧元区崩溃和相关信用动荡才是更大的风险时，欧洲央行继续与想象中的通胀恶龙搏斗。
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些错误举措，但当全世界政府考虑如何最好地响应危机的教训时，曾经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的央行被认为是解决办法的关键部分。它们获得了新的监管金融体系的权力，并被鼓励采取新的、高度干预的政策来遏制萧条和通缩。
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新的法律大大加强了它们的权限。在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Act）让美联储进入它从未涉足的金融体系监管领域，授予它接管和清算倒闭银行的权力。
在英国，银行监管于1997年从英格兰银行的职能中剥离，2013年又重新加入，此外，英格兰银行还首次成为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督者，其作用被大大扩大。与此同时，欧洲央行现在是80%以上欧盟银行部门的直接监督者。
在过去五年中，央行成为西方世界增长最快的行业。央行似乎扭转了身受口诛笔伐之势，翻身成为大赢家。它们有时带点争议的创新措施帮助世界经济实现复苏。
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权力扩张也许正在产生模棱两可的结果。事实上，一些央行开始担心其作用扩张过度，有可能适得其反。
相关危险有二。第一个危险可以用穆罕默德·艾利安（MohamedEl-Erian）的新书标题《唯一的游戏》（TheOnlyGameinTown）来概括。人们期望央行承担更多危机后调整的负担。它们的大规模资产购买操作是金融经济的续命丹。但它们本身无法解决全球失衡和巨额债务积压等根本问题。事实上，它们可能正在阻挠解决经济复苏的这些障碍所需要的其他调整，包括财政调整和结构调整。
欧洲尤其如此。欧洲央行通过行长德拉吉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成功维系了欧元，但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既然欧洲央行不断从其货币药栈里开出越来越重的剂量，为什么还要去做艰难决定呢？
第二个危险是有时被称为“过于强大的公民”（over-mightycitizen）的问题。央行是否被授予过多的权力自说自话？
量化宽松就是其中之一。它模糊了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线，财政政策显然是民选政府的管辖范围，因此产生了不安。我们可以在德国看到这一苗头，如今有很多德国人质疑欧洲央行是否过于强大、独立和不可问责。类似的批评也在驱动希望“审计美联储”（audittheFed）的美国人，他们常常要求规定货币政策受国会监督。
还有关于金融监管的担心，特别是央行亮闪闪的新宏观审慎工具。在新书《炼金术的终结》（TheEndofAlchemy）中，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King）指出，用抑制信用直接干预抵押市场应该接受政治决定的约束。
也有人，主要是德国联邦银行前行长艾克赛尔·韦伯（AxelWeber），认为央行直接监督银行是危险的。出问题的是金融市场，受指责的是监督者。如果央行被推上第一线，就存在传染风险，以及货币政策信心缺失的风险。
这就带来了最大的担忧。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是好不容易才赢得的。这种独立性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一个用公共资金购买债券、决定抵押融资是否可得、以给股东带来沉重代价的方式去关闭银行的机构，需要不同的政治问责形式。
危险在于危机后仓促地决定给央行增加职能，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加强对这些职能的政治监督可能影响到货币政策。出于这一原因，不管采取怎样的新问责机制，都必须特别谨慎地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