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速度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
“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实现现实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并能够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5月21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在第五届CF40-PIE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表示。
在交流会上，余永定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的经济风险与化解》，其主要观点如下(演讲全文附后)：
1。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且有进一步下降的风险。
2.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
3.为了减少过剩产能，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4.政府不应该做的是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解一时之渴，但将恶化经济结构，导致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
5.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对中国经济来说不一定是个好消息，这种回升恐怕也难以持久。
6、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僵尸企业本身的破产，或者对不盈利企业的改造，是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的，不应该试图借助或者是听任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以此希望产生某种压力，使这些企业能够得到改造。
参考数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4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24159亿元，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8.22%。1-4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9%，增速比1-3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
演讲全文：
先生们，女士们，早上好！
非常容幸参加四十人论坛和PIIE举办的这样一个对话。特别高兴的是今天早上见到许多过去的老朋友，特别是来自PIIE的老朋友。其中的许多人我们已经认识了有差不多20年了，非常高兴。由于时间关系，请允许我直切主题，我今天主要谈的是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
最近代表最高决策者发声的匿名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也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一个重要判断。中国政府过去很少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过如此明确而且不是特别乐观的判断。这就更加凸显了这个判断的重要性。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且有进一步下降的风险。能够证明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包括：普遍的产能过剩，PPI连续51个月负增长，GDP平减指数2015年为负，中国的核心CPI长期处于1%左右的低水平，而且进口的增长持续大幅度下降。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对此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产能过剩既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即便所有产品都适销对路，不存在结构性错配，在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出现产能过剩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政府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面对急剧飙升的房价，2010年4月国务院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由2010年初40%左右降到了2015年底的1%，有人说数字甚至更低。房地产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这是2003年国务院那一份文件中提出的。2010年以后，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逐步下降，钢铁、煤炭、化工等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2015年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据我所知高达14.2%，加上与房地产相关产业，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和经济的持续减速，中国应该如何对付？一种观点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恢复增长，也难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当然，也可以把这两者相结合，走中间路线。
我个人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因为现实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物价、稳定产出。相反，在“产能过剩-通货收缩”和“债务-通货收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持续下降。
为了减少过剩产能，在坚持结构改革的同时，中国政府绝对有必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抵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尽管中国政府声明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但从统计数字来看，政府最近几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认为这种做法无可非议，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较高增长速度是完全正确的。政府不应该做的是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虽然这种做法能够解一时之渴，但将恶化经济结构，导致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
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升对中国经济来说不一定是个好消息，这种回升恐怕也难以持久。与此相对比，如果中国政府在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再提高现实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经济的结构会进一步改善，并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或稳定创造条件。我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实现现实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并能够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稳定或提高创造条件。
目前，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四万亿持批评态度，认为该措施导致债务激增和产能过剩，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四万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确实四万亿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急剧上升，但是如果没有四万亿，中国就有可能早就出现了硬着陆。
现在看来，如果政府在当时能够采取增加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更多的依靠发行国债，为四万亿融资，情况会好很多。不少学者担心，如果通过宏观调控，需求上去了，过剩产能减少了，企业关停并转的压力就减少了，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之类的旧经济就会被拯救，僵尸企业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的结构改革就无法推进。
确实中国钢铁企业太多，其中肯定有不少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产业，但是很难说钢铁行业一定就是旧经济。如果基础设施导致了对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需求，这些有需求的产能就不能说是过剩产能。而且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应该如何确定基础设施的速度和规模，关键问题在这，而不是说应不应该进行这样一种投资。如果认真执行结构改革，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在市场压力之下，僵尸企业最终会走向破产。我的意思是说，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僵尸企业本身的破产，或者对不盈利企业的改造，是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的，不应该试图借助或者是听任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以此希望产生某种压力，使这些企业能够得到改造。
结构改革能否成功，在于结构改革计划的合理设计和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应该不会对结构改革的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结构改革能否推进不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而主要取决于经济以外的政治因素。
正如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所指出的，这是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的，不是咱们的报告指出的。如果政府清楚的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知道如何有效的为这些投资项目融资，而且知道经济处于疲软状态，政府就应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既能在短期内刺激需求，又能在长期增加供给，何乐不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观点。
中国的储蓄对投资存在一个正缺口，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这些说明中国不缺乏资金，中国的产能过剩说明中国不缺乏生产能力。中国的基础设施虽然没有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从总体看依然十分落后。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余地仍然极为巨大。
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如果在未来五年中能够根据十三五规划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不仅可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且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中国不抓住目前的大好时机，不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有可能错过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还有好几个问题要讲，但是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