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网上流传华为和中兴因深圳的高房价将外迁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深圳市领导出面辟谣，但讨论并没有结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高房价、高租金，导致居民生活高成本，正成为一个城市对人才吸引力的“减分项”，甚至是削弱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降成本”确实重要。这是今年五项重点任务之一，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降成本”更多地被理解为给生产部门降成本，给制造业减负。但是，广义的“降成本”并不仅局限于此，尤其是对于居民生活乃至生存来说，降成本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然，生产部门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产品价格，也会给居民生活减压。
事实上，在我国现有的CPI指标体系中，包括八大类商品，其中居住类商品的权重为13.2%，而美国占到40%以上。在居住类商品中，包括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和水、电、燃料四个子类，其中房租占11.1%的权重。也就是说，CPI指标体系中，房租的权重不到1.5%，房价更是没有被纳入其中。因而，统计部门公布的CPI水平，确实难以准确地反映居民的生活成本和面临的压力。目前，2.3%左右的CPI水平，看上去不太高，但在实际生活中，蔬菜和肉类的价格远远高出这种水平，比如，杭州的蔬菜价格高得有点吓人，10元一斤的长豆角价格是北京的3倍左右，宁波的价格还要高于杭州，而一直游离于CPI之外的房价更是处于持续“疯涨”中，以深圳为龙头，几个月下来几乎翻番，由此也就有中兴、华为要搬离深圳的传说，其中隐含了深圳居民的情绪，言下之意就是连这两个制造“富翁”乃至“超级富翁”企业的20多万员工都感到压力(尽管他们可能压力不大)，何况其他居民呢？
这压力在CPI数值中确实难以体会到。我们是要注意算法，不能简单用平均数来看问题。就像有报道说的，2015年华为花在员工身上的工资加分红1337亿元，当年深圳新建住宅成交均价32898元/平方米，成交总金额为2225.8亿元。如果按照首付四成计算，1377亿元能买下价值3442亿元的房产。也就是说，华为员工一年的收入足够买下1.5个深圳。但是，深圳不止有华为的员工，他们只是一个零头的零头，还有以千万计的其他工资水平的居民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广州、上海、北京等这样超千万、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同样如此。像北京，高房价已经把绝大多数的上班族挤到了五环外甚至河北燕郊等地，居住成本、交通成本、时间成本，再加上孩子的教育成本、老人的赡养成本等，确实太高，正在严重透支居民的身心健康和考验其承受能力的极限，其本质是透支城市的未来。很难想象，如此高的成本，如何让普通的上班一族坚持下来，如何让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发出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新号角，若被如此高的生活成本羁绊和困扰，如何激励高科技人才投身其中呢？提高待遇水平，降低生活成本是两个并行的道路，至少要让二者比例不失衡才可能起到作用。
今年高校毕业生到达创纪录的765万人，这是中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后备军和可以依赖的人力资本，更是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中的一个潜在优势。如何让这些人，尤其是拔尖人才找到合适的效力之所很重要。不要说我们人才多，愿走就走，愿留就留。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前提是尊重人才。把人才的后顾之忧解决了，至少在起步之初，不要被高房价、高租金等生活成本吓着，在所选择的城市有希望地安定下来。国务院办公厅刚刚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就是为此做出的一点努力。同时要看到，如何摸清空置房的底数，通过税收调节的手段把它释放出来，加大市场供给，是降低租金价格的一个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