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虽然目前中美政府之间已经有90多个正式交流机制，但正如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所言，战略与经济对话无疑是“旗舰项目”。这一机制始于奥巴马政府开始执政的2009年，在过去8年里，它对中美关系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然而，在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年且两国关系仍旧龃龉不断的情况下，这一机制也在经受新的考验。
战略与经济对话分为“战略安全轨”和“经济轨”两大部分，分别由中美两国高官主持。人民币汇率曾长期是中美经济对话的最重要话题之一。如今，虽然很多美国政治人士继续用“汇率操纵者”这个标签来敲打中国，但绝大多数美国专家学者都对此表示反对。在过去几年里，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已经大幅升值，在2015年年底人民币已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然而，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入“货币操纵观察名单”，随着6月美联储可能再次加息，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剧烈波动受到市场关注。美联储加息无疑将对人民币形成更大的贬值压力。美国花旗集团经济学家戴维·鲁宾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因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而恶化，中国资本外流的加剧将引发国际资本市场的动荡。保持两国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是此次中美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
此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将是此次经济对话的焦点。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将在2020年之前达到1000亿-2000亿美元。投资因素对中美保持积极的经济关系越发重要。于2008年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迄今已进行了24轮，双方已两次交换“负面清单”。这一协定的达成，不仅可以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提供帮助，也有望促进中国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中美双方正努力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之前，结束该协议的谈判。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钢铁贸易争端问题成为今年中美经济对话的新议题。美国方面指责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并对美欧等国进行低价倾销。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内森·希茨赴北京参会前夕，数度在公开场合表达关切。今年4月，美国钢铁公司根据“337条款”对40多家中国公司及其在美子公司提出诉讼，包括所谓中方对美钢铁公司进行“网络窃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5月底决定受理此案。裁决结果很可能导致美国下一任总统授权全面禁止进口中国钢材。
目前，中国粗钢生产占全球近一半，产能达11.3亿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面对美方的指责，中方认为，钢铁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需求低迷，不能指责某一个国家，也不能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贸易争端中获利，美国政府做法无助于解决美国钢铁企业面临的问题，过度的贸易保护是导致美国钢铁产业经营亏损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相较于经济问题，战略和安全议题是此次中美对话中更为棘手的部分。6月4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不出意外地再次批评中国的南海政策，称中国“构建自我孤立的长城”。
对于南海争端等分歧，中方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仍赞成加大沟通。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演讲中别有意味地指出，“有了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要把分歧当成采取对抗态度的理由。有些分歧可能一时解决不了，双方应该多从对方的具体处境着想，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加以管控”。如果只用冲突和对抗的眼光看南海问题，就没有出路。中美已经认识到，谁都无法承担因南海问题导致中美关系“脱轨”的沉重代价，两国关系的走向也不应完全由南海问题来界定。据称，克里对习近平演讲中“直接”而“理性”的观点表示赞赏，并相信两国能够找到“创造性方式”来减少或消除分歧。
实际上，得益于每年举行的战略安全对话，中美军事关系的成熟度正在不断增加。即便两国军方在南海问题上互相“较劲”，但中国军方仍将在本月按原计划参加美国主导的2016“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卡特今年也将到访中国。中美两军还将在年内举行救灾联合演习，并探讨围绕“海空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进行演练，强化双方危机管控的能力。
除了上述经济、安全领域的议题之外，在本轮对话中，中美两国相关主管部门还就外交政策、联合国和多边事务、苏丹和南苏丹、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海洋保护、民用航空等举行对口磋商。这一对话机制向世界表明，中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持续增加。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应被渲染中美冲突的报纸大标题所主导，也不应被菲律宾等“第三方因素”所劫持。当然，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不是完美的。短短两天时间，很难让上百位中美部长级高级官员进行充分沟通。据悉，两国也有意对该机制进行适当的改造升级，比如未来可举办更多“1.5轨”对话以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让两国决策者能够在一种非正式氛围之下加深对彼此了解。
当前，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围绕中美关系的前景正出现新一轮政策辩论，美国方面甚至有人提出要用“遏制”取代过去数十年来对华“建设性接触”的大战略。美国将在明年1月迎来新总统，中国也将在2017年召开党的十九大。中美关系可谓又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双方必须建立一种可有效管控分歧的新型关系，从而避免给彼此和世界带来“战略意外”。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不应被低估，它为两国缓解紧张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