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国在金融开放与发展的经验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以美国为重要参照系，并适度参考了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但我国较为复杂且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金融体系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异，显然不能参照美欧的一般做法简单确定金融发展的基本逻辑。金融改革与发展涉及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等多个方面，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执行，任何时候，都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竞争优势稳固、贸易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主动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础上。
主题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挑战与金融变革”的2016陆家嘴论坛从昨天起在上海举行。正如大会共同轮值主席、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所言：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当下，摆在中国和世界的金融界人士面前的重要命题，是如何在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发展动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通过推动金融改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作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顶层分工的首席选手，上海承担着无可替代的战略使命。用上海市长杨雄在开幕式上的话来说：上海不仅要更好地为全国深化金融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更要在国家的整体战略目标框架下，主动而为，加快推动上海成为全球人民币基准价格形成中心、资产定价中心和支付清算中心。
两位轮值主席的讲话，视角不同，但背后的逻辑起点均是：中国仍是个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但须臾不可疏忽金融风险的新兴大国。至于这样一个新兴大国优化的金融发展路径究竟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探索。因此，举办每年一度的陆家嘴论坛这类高端金融论坛，既是为中外金融界人士提供讨论经济与金融趋势变迁的指标性平台，也是在复杂金融管理能力越来越成为制约新兴经济大国持续发展重要短板的情势下，凝聚中外有识之士金融智慧，共同求解中国金融发展深层次命题的重要机会。
当然，金融作为美欧试图对中国发展进行战略锁定的两大王牌之一，是很难通过一般交流平台学到实质性内容的。正如有媒体曾报道的，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前段时间，中国央行与美联储保持着较为频繁的专业性联系与沟通，但中国不能指望美联储的官员们真的会向倾囊相授如何应对币值波动这类极其复杂的管理技巧。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真正具有最先进复杂金融系统管理能力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英国。日本尽管贵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但货币领域的管理水准最多也只能算二流。而专注于实体经济发展且对金融风险保持着相对厌恶的德国，其在全球顶层金融分工体系中，真正拿得出手的，也主要是德意志银行与安联保险集团等力量工具。换句话说，英美作为迄今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强国，在过去这些年积累的隐含性金融知识与经验，哪里会轻易与竞争对手分享？即便是盟国也不例外。
迄今为止，中国在金融开放与发展方面的经验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美国为重要参照系，并适度参考了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先行经验。但我国较为复杂且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金融体系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还存在着很大差异，显然不能参照美欧的一般做法简单确定金融发展的基本逻辑。
举世公认，华人是不缺金融基因的。80年前的上海，就曾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涌现出宋汉章、张嘉璈、周作民、陈光甫等一批杰出、干练的本土银行家。而我国香港之所以能够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成为继上海之后的亚太金融中心，除了历史机缘与区位优势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香港风云际会，聚集了一大批华人银行家与金融专才。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的生产与贸易体系中，发展与之匹配的金融业是自然的逻辑延伸。而中国自1994年以来的金融改革，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加快金融业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步伐，放宽市场准入，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等等，可说成效卓著。尤其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人才培养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今天，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设计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中已居领先地位，中国推出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就是一项极具战略价值的人民币全球体系建设的基础设施工程。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业务，其上线运行是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核心环节。CIPS不仅连接了我国国内银行间清算和结算体系（CNAPS）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更减少了对由美欧银行主导的SWIFT系统的依赖。这标志着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正由被动适配向主动战略设计切换。此外，我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已经成为全球系统性金融机构群体中的重要成员，我国的保险机构正在不断扩充其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所有这些，均显示我国正在探索基于国情的独特新兴大国金融发展路径，并取得了显著进展。
大家看到，为扭转经济脱实就虚的局面，我国已开始压缩金融杠杆，重新调整、配制、安排金融资产负债表，通过金融监管的加强与全面升级覆盖一些金融监管盲点和空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实际上是个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是金融重新回归简单、朴素的过程。这应该代表目前整个宏观金融的管理层、监管者的共识。近日，国家统计局时隔五年后再次启动月度经济数据发布会意在稳定市场预期；而为了提高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央行宣布自下月15日起调整存准金考核办法。
但是，我国在金融创新与开放过程中，迄今尚未真正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管理复杂金融系统的能力。在借鉴海外尤其是美国金融管理工具过程中，如果在缺乏严密论证和模拟实验的情况下就仓促推出，不仅会为此缴不少学费，还容易触发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现在看来，金融改革与发展涉及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等多个方面，尤其发展金融业所需要的金融生态环境培育，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国要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金融强国的战略跨越，既需要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也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形成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更需要以前瞻性的预期设计和对金融风险的敏锐察觉，稳步推出中国金融开放与发展政策。切不可生搬硬套，急于求成，必须建立起足够强大的风险防范能力，这样才能确保金融市场的波动不至于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在爆发风险时能找到释放通道。
作为独特的新兴大国，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执行，任何时候，都必须建立在制造业竞争优势稳固、贸易价值链不断提升以及主动掌握金融安全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