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来自南非的移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贸易与投资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Lawrence）说一口清晰标准的英音。这个特点使得他异常鲜明。在1999至2001年担任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团成员时，他的同事们都是美国口音。
美国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与劳工、贸易与全球化的关系都是劳伦斯常年的研究重点。这也得益于他在布鲁金斯学会将近15年的研究经验。
在中美结束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6月10日通过电话采访了劳伦斯。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他说在补贴钢铁厂维持运营和支持下岗工人再就业之间，后者的长期成本要低得多。
劳伦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对于因产能过剩而起的贸易摩擦，可以参考美日历史经验通过谈判解决。出口量限额与价格承诺是实际的办法，这与2013年中欧之间解决光伏产品争端颇为相似。
美国总统选举无疑将会给美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劳伦斯说，“希拉里总统”或会有更多的延续政策，也可能重新谈判《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而“特朗普总统”则可能带来巨量的贸易摩擦，甚至单方面撕毁美国业已签定的贸易条约。
化解产能过剩
《21世纪》：在本轮S&ED期间，中美两国财长的交锋引人注目。美国财长抱怨中国生产大量过剩钢铁，淹没外国市场和生厂商；中国财长楼继伟反击说，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全球都为中国投资热潮叫好欢呼，现在却要说中国拖累全球。
劳伦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要看这种追根问责对解决问题是否有帮助。
早期确实对钢铁有需求。中国沿着特定的、过多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发展，特别是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现在要改变增长模式，那么调整产能就是中国必定要经历的。
所以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可以理解的。钢铁厂是为长期生产而投资建设的，调整产能并不容易。
从短期来讲，这就会给双方贸易关系带来影响，还将讨论带入了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层面。现在，进口国使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来应对过剩产能，这促使美国更加不情愿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1世纪》：双方最后在联合情况说明中，花了很大篇幅来总结产能过剩问题的对话成果。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问题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美方也会继续在9月G20峰会等场合重提。双方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劳伦斯：最长远的解决办法是实现供需平衡，我相信这会用上很长时间。
问题是，中国的钢铁生产商会出于何种动因来减产呢？这个过程会非常痛苦，要削减产能就意味着有工人要下岗。所以无论中国政府是任凭钢铁厂自己关闭，还是帮助他们关闭，可能会花上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工资保险”
《21世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预计，会有约130万煤炭和50万钢铁工人，将因削减过剩产能而再就业。虽然相对1990年代下岗潮来说，这个数字不是那么大，但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这会变得异常敏感。中国应该如何妥帖应对？
劳伦斯：中国可以补贴钢铁厂，或者帮助下岗工人再就业。
在我看来，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维持钢铁厂继续运营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很大的亏损。若要继续维持生产，政府就要投入非常多的钱。
所以适当的政策应对，就是去支持下岗的钢铁工人。这是个敏感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支持钢铁工人，那么为何不支持其他产业工人呢。
对中国来说，这也会是个成本相当大的计划。不过从长期来看，这个办法，要比补贴钢铁厂的成本更低。
《21世纪》：美方说，将利用商贸联委会的机会，与中方分享美国城市和地区在化解产能过剩上的历史经验。
劳伦斯：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特定的城镇而言，钢铁厂就是就业来源。美国在1980年代也经历过钢铁产能调整，钢铁工人从50多万减到20多万。这对诸如匹茨堡这样的钢铁城市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转型。
美国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工会，工人工资就非常高，这导致下岗的钢铁工人无法就近找到与之前工资水平相近的工作。
所以我们开始有了“工资保险”的想法，就是当下岗工人再就业时，可以得到（额外的与此前工资水平相适应的）部分补偿。
另外，当时对美国造成困扰的进口是来自日本。我们的经验是有三种办法，其一是里根政府的做法——可能中国也会感兴趣——就是与日本谈判一个自愿性质的出口限额；其二是对日本产品施加关税；其三是日本同意一个特定的出口底价。
《21世纪》：这与中欧2013年通过“价格承诺”谈判的方法来解决光伏产品争端有相似之处。
劳伦斯：是的，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实际的方法，限制出口量的同时，也能有一个（相对）好的出口价格。
BIT的必要性
《21世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结束，西部快线公司就宣布单方面终结了与中方的高铁合作项目。这并不像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送贺礼啊。
劳伦斯：从长期来讲，中美需要这样一个投资框架协议，从而不必再以单独个案来处理摩擦，就如你所说的这一个。
《21世纪》：铁路行业是美国的敏感行业吗？
劳伦斯：虽然一般来讲，美国是投资开放的国家，但诸如航空公司是有限制的，外国投资者不能持有超过25%的股份；交通运输业一直有限制，国内航运业也受到保护，媒体是另外一个投资受限的领域。这些行业就将会在美方的负面清单上。
《21世纪》：中方在北京承诺，在6月中旬提交新的负面清单。我们能够在总统奥巴马卸任前达成BIT吗，至少是一个规则文本？
劳伦斯：对贸易投资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来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这一直会延续到明年。
如果是特朗普胜出，那么美国可能会与所有的贸易伙伴发生巨量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中国。那将会使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非常艰难。
如果是希拉里当总统，那么她可能会尝试重新谈判TPP。这当然不会是容易的事，其他成员会反对这样做。
所以，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的情况下。
“贸易战”？
《21世纪》：如果特朗普最终当选总统，中美会迎来一场“贸易战”吗？
劳伦斯：一场贸易战需要两方交战才能发生。不过当然，“特朗普总统”有两种选择。
一是单方面从美国现已缔结的贸易协议中退出。在提前60天发出通知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从任何国际协议中抽身。他可以跑到墨西哥说，边境隔离墙你们来建，要不然我就撕毁《北美自贸协议》（NAFTA）。这是他可以做的。
不过他没有权力征收长期的关税。作为总统的权力，他只能对外国产品征收最多15%、最长6个月的关税。如果需要征收更多、时间更长的话，那需要国会批准。国会显然不会同意。
所以对美国来说，一场贸易战需要白宫和国会共同行动才会发生。我相信，如果要调高对华关税，总统也会遭到来自美国商界的巨大阻力。
《21世纪》：美国国会似乎已经在调高对华贸易政策的嗓门，参众议员叮嘱国际贸易委员会，要加快贸易救济的行动速度。
劳伦斯：如果仅仅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这还不是贸易战，只是利用现有的游戏规则。回望1930年代以来的美国贸易政策，发生贸易战的只有一个例外。
1971年，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征了10%的额外关税，因为美国认为日本不会让日元升值，同时美国也无法让美元贬值。
特朗普所说要对中国产品征税45%，这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是非法的；国会也不会同意这样做。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供应链的时代。这正是中欧光伏争端所证明了的。欧洲人发现，他们所进口的中国光伏产品中有欧洲出口的原材料。
所以在这个时代，如果（特朗普）要施加这样的关税，无疑也会损害很多美国企业的利益。因为三分之二的美国进口产品是半成品，这些进口公司就会跑到国会施压，阻止总统征收额外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