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在深圳参加留美经济学家年会的蔡昉，用英文在北大汇丰商学院作了主题演讲。
户口政策、土地和楼市，成为参会经济学家们热烈讨论的问题，蔡昉亦热情地参与其中—他强调：我是经济学家，不是人口学家。但作为曾连任16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和现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总是被视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符号性人物。
蔡昉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方式，与不少经济学家不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会用人口潜在增长率等因素作为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变量—因此，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只会不断下降，直到迈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对于中国有没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蔡昉的判断是，只要不像日本一样犯刺激政策的失误，就可以避免。
延长人口红利，预防断崖式下跌
时代周报：你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梯度，因此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口红利有待挖掘，对此你怎么看？
蔡昉：中国区域发展的梯度很大，城乡差距也很大，但这需要分两面看。
一方面，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整体一体化程度，中国不是一个分隔的市场。
首先，我们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流动。特别是作为新劳动力的来源即新成长（爱基,净值,资讯）的农民工，是这些年劳动力主要的供给来源，而在他们毕业后择业时，并不分地域。事实上，你也能够看到，他们很少会扎根到自己家乡的周边，他们都是奔着大城市、经济中心去转移的。
因此，既然中国经济整体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就不能够说地域还存有多大差距。如果看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就能够看出工资在不断地上涨，现在东中西三类地区和省份之间，农民的工资差距几乎没有。另外还可以看到的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很严重。
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差别存在，这主要是户口政策造成的。按户口看，可能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年龄会年轻一些，也就是说还有潜在的人口红利。同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工资上的压力就会越大一些。一个农民工，拿着同样的3000块钱工资，在老家比如一个县级市，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生活费用比较低，离家比较近，不用支付转移的成本。但是要在北京，就可能觉得没法儿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相对丰富、供给相对充足、工资上涨压力小点的优势。
从这个情况出发，如果能够把基础设施条件、营商环境、政策上的这些差别消除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可以在东西部延长一点的时间—延长十年都是很好的，就能尽可能地发挥人口优势，留出时间进行适度的调解，不会产生陡然丧失比较优势。
时代周报：人口红利的断崖式下跌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你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预计到的？
蔡昉：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降到最低点以后就上升了，这个转折是一年中发生的，即2010年。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是正的，以后就突然变成负的了。但这些都是变量，是模型的变量，所以我们通过模型的确预计到了这一变化。
据我们的测算，GDP潜在增长率就是从2010年之前的10%一下子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到了“十三五”期间，又下降一些，变为6.2%。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今年1-4月份的民间投资增速下滑？
蔡昉：民间投资下滑，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整个经济增长率下降了，需求自然就下降了。此时投资是有难度的，过去只要有钱就有地方投资，现在投什么都贵，也不一定赚钱，必须是选择性的投资，而选择性的投资主体会优胜劣汰。
因此一定程度的民间投资下滑是有其合理性的。相应地，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货币，也许会觉得有产业短板，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识别到什么是真正的短板：如果确实是短板，那么增加投资，就不会转化为虚拟的经济泡沫。如果你希望支持短板，但补短板的政策并没有真正进入到短板中，或者是短板选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强，货币量太大，然后发生外溢。
现在我们发了很多货币，但只想给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企业、给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保护的企业、那些真正创业创新、进行风险投资的人反而得不到资源。能够得到这些资源的企业，其实得到的贷款已经太重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这个时候实施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目的是想让大家乐意投资实体经济，但实际上实体经济竞争力在下降，比较优势在下降—那钱花在哪呢？有没有一些领域和比较优势无关？和竞争力变化无关？
如果没这笔钱，你也不会想这，但是有这个钱了，这个钱还必须得出去的话，就会想到进入房地产、进入股市、到国外去购买资产、收购文物、买印象派画家的画……钱就从实体经济甚至从基础设施领域外溢到了相对容易带来泡沫的行业—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的。
警惕刺激经济成泡沫经济
时代周报：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你认为“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将达到峰值”，而不少经济学家都判断：中国此轮的经济下行会在2016年或2017年见底反弹。你是否同意经济会在这两年触底的观点？
蔡昉：我不承认经济有底部，而且权威人士也说了，我们不追求V形，我们追求L形。
L形的含义是什么呢？看世界经济史，就会知道，如果达到高收入阶段，就已经没有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了。所以，越是穷国越有机会高速增长，一旦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就会减速，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经济增速是在3%以上的。
我们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速减缓，只是相对于原先的增长速度来说的。
因此，当我们越来越富，越来越走向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也是越来越往下走的—但不会见底。在我看来，只要实际的经济增速稳定在潜在的增长率上，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也在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因为虽然潜在增长率是斜向下的“L”，但是我们不希望实际增长速度是斜向下（增速不断放缓）的，我们要努力让它呈现一个平滑的“L”，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我们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必须得改革，并且必须得知道改革是能够带来红利的，如果只说而不信，那唯一能使用的方式有刺激性政策了。
时代周报：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大？
蔡昉：如果我们好好改革，到了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5万美元，我们就是一个发展国家中的高收入国家了。那个时候就不太可能维持3%—4%以上的速度增长了。
我要澄清一下，我们从来没有“掉入”过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蔡昉说过，2030年中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错的，我从来没有说过。
只要按照我们的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潜在增长率加上改革红利计算，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6万美元。如果实际情况差一点，改革没有带来那么高的红利，那么按现在预计的潜在增长率计算，我们也会逐渐“毕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唯一的风险在哪呢？就是当经济增速降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去刺激经济，像日本人一样刺激经济，刺激的结果不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甚至不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是泡沫经济。
泡沫一旦破灭有什么后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到一个百分点。如果90年代的时候日本是中等收入国家，那到现在它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它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也只能给它起一个名字叫“高收入陷阱”。
新常态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理解这个，就难免犯政策错误，犯错误就有风险。只要不刺激，经济就跌不到哪去，除非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