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去产能是我国结构化改革的必经之路，但由此带来的“阵痛”也正在显现。去产能企业面临着巨大债务压力，不但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各类金融机构传导的风险也呈上升趋势，在巨大的资金债务下，金融业正在成为背包袱的“三师弟”。
有相关统计，去年以来，银行业总体呆坏账明显上升。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18个季度上升。而除了银行业，信托、债市等金融领域的风险亦开始爆发。上市公司东北特钢今年4月3日到期的超短期融资券“15东特钢SCP001”就由于资金流动性等问题出现了违约。
某一企业违约现象只是冰山一角，许多产能过剩行业目前坏账率不高的原因也主要是通过借新还旧，将风险暂时搁置。但整个环境流动性一旦缩紧，违约现象可能将会集中爆发。
虽然我们需要防范“僵尸企业”违约大面积的到来，但切不可向以前一样“视而不见”，更不可将其保护起来。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本就应该有优胜劣汰，该破产的走破产清算程序是市场的自然选择。在世界范围内，长久不衰的企业也是屈指可数。如果我们仍旧将其置于“摇篮”之中，不但浪费资源，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社会上，有许多言论放大了企业破产后可能出现的拖薪欠薪等问题，但这毕竟是个例，并不是普遍现象。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许多企业破产后，尤其是民营企业失败后再次创业成功的例子很多，而许多投资人也看中其有经验愿意出资助其发展，在原地跌倒又在原地爬起来的例子比比皆是。
由此可见，对于大环境下企业破产我们不必杞人忧天。政府也应当引导社会舆论，避免放大破产的消极性。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经久不衰，在一个不断前进的市场下，企业破产、重组本身就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想要企业永生是不可能的。
此外，国家对于“僵尸企业”破产问题应该从行政和法律上进行完善。现有《企业破产法》清算、和解、重整等程序的启动时点迟、持续时间长、磋商成本高，不利于企业员工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金融债权人在组织结构、发起程序、表明机制、决议效率等关键操作环节上也缺乏法律依据。
这就要求我们出台相关法规来处置化解银行信贷面临的冲击，不断完善机制体制，协调明确各方权责。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目前需要考虑“僵尸企业”债务退出的顶层设计，避免金融风险带来的冲击和连锁效应。
当然，国有大企业破产后员工安置问题也是重中之重，我们不妨多借鉴历史和国际上的减员增效经验，既去了产能，又能保护员工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