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正轨的财税改革可以、并且应该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更大贡献。这样的改革应从制度改革和政策改革两个方向上协调推进，并锁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个关键环节。
就“去产能”而言，财税改革应致力于识别失败或无效的政府投资项目，尽快将其从预算中剔除出去以及全力阻断预期的“坏项目”进入各级政府项目数据库、最终进入政府或部门层次“项目预算”的通道。许多政府项目都具有加剧产能过剩的倾向。对于这些项目的事前可行性评估、事后的识别纠错机制，应尽快纳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财政决策程序与机制。将投资决策的反馈和纠错机制，制度化地纳入其中，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过滤和淘汰“坏项目”的效率与速度，对于“去产能”至关重要。相关的改革还应包括大力清理整顿包括贷款贴息在内的企业补贴。许多补贴经常不适当地与扩大产能的因素挂钩，比如销售额与产值。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政府采购与购买，也应十分慎重，避免向这些行业和企业发出错误信号。毕竟，政府需求不代表真正的市场需求。尤其重要的是，需要系统矫正政府财政职能与市场调节边界。大量的产能过剩与财政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紧密相连。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是：越是政府干预程度高的行业，产能过剩越严重。如何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依然是一个有待妥善应对的巨大挑战。
指向“去库存”的财税改革，除了上述举措外，最紧要的莫过于以下几点：（1）从侧重给钱（补贴和税收优惠）转向侧重给订单，即根据政策导向和采购需求，将规模和增长巨大的政府采购，锁定给那些真正优秀、具有强大市场前景的企业，将其纳入“政府合同商”管理体系，包括事前的资格管理、事中的评标管理和事后的验收管理；（2）区分税收优惠与直接补贴的合理边界，前者应侧重支持具有广泛外溢效应的创新———比如高性能电池的开发利用，后者侧重支持外溢范围相对有限的创新———比如改进汽车发动性能；（3）推进第二阶段的增值税改进计划，使那些主要通过无形资产（广义知识）创造价值的行业与企业，在“进项税抵扣”方面，不至于遭遇歧视性待遇，那些大量购进或占用大量有形资产的行业也无法占到便宜；（4）在确认合理且必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企业所得税、而不是流转税实施优惠，因为前者只与投资、后者只与产出存在直接关联。此外，评估现行财政支持措施在多大程度加剧了过剩库存也很重要，此类举措应尽快退出。
针对“去杠杆”的财税改革，应聚焦于对地方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的严格管控，至少应考虑以下举措：（1）建立真正的“全口径债务”，并将其真正纳入年度预算程序和中期财政规划（[2015]国发3号文）的约束之下；（2）警惕当前新一轮的、变相的地方债务热潮，主要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低迷和财政困难的背景下，通过建设新的融资平台（有种种包装）甚至滥用PPP进行隐性融资，其风险和后果不容低估；（3）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应尽量避免“借新债还旧债”之举措（债务置换等），此类举措最多只应作为权宜之计，因为只不过是推迟而非真正解决问题。此外，特别紧要的是，需要将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和物资储备等方面的“准财政负债”，纳入管控视野，包括未弥补的显性和隐性亏损、未加以资本化（会计上记作政府投资或实收资本）的政府注资、对资产损失的核销等。这些准财政负债最终由全体纳税人买单，但纳税人或其代表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与回避或隐藏问题相比，正视问题更为可取，包括促进这些信息的充分披露。
至于“降成本”，最重要的财税改革举措如下：（1）通过推进“低成本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在不损害政府正常职能的前提下，在系统提升政府体制效能的基础上，大幅降低宏观财政负担，包括精简机构和冗员；（2）大幅降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社会交易成本，这类很少受到关注的间接财政成本在企业成本结构中的份额，实际上远高于想象；（3）推进走上正轨的财政法治建设，尤其应阻止行政部门向企业（和公民）自行创设财政义务的种种作为，包括直接财政义务（比如缴纳非税收入）和间接财政义务（履行非税收入缴纳义务的时间和资源耗费）。真正的法治国家，才是帮助企业降成本的最大希望，长期而言更是如此。
“补短板”的供给侧财税改革，应侧重于消除或抑制行政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所有的财税支持性措施，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政府投资，均应一视同仁地让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公平分享，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庇护不仅会加剧垄断，也妨碍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公平竞争正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这种真正的国民待遇也应扩展到产品与服务层面。原则上，无论进口还是国产，所享受的财税政策不应造成歧视和偏见。这些举措，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