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戈，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现任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家，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冥冥之中，似乎总感到有一种潜在的“地心引力”在不断地拽着中国经济往下沉。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该顺应它还是抗拒它？”
关于中国经济走势及其政策应对的问题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热点。近期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未来经济增长究竟是L形还是U形？特别地，如果是L形或是U形，其中的这一横线又会持续多长时间等？对此，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给人的直观感觉是，一旦总需求政策刺激强度降低或者回归常态，宏观经济就很快会出现明显的下行态势。冥冥之中，似乎总感到有一种潜在的“地心引力”在不断地拽着中国经济往下沉。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该顺应它还是抗拒它？
另一方面，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只要总需求政策加码，经济就会出现短暂的企稳回升。所以当宏观经济数据出现下行态势时，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提出“应该降息降准了”、“应该加大投资力度了”等诸如此类的政策建议。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是否可按预先设定的逆周期“程序”（如泰勒规则）自动完成，果真有如此简单吗？我们认为，深刻理解这些问题，特别是厘清转型中国的总量与结构争议，将有助于科学地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及其宏观政策方向。
“地心引力”是什么？
根据奥肯（Okun，1962）的定义，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且不存在通胀压力情况下的产出即为潜在产出。2010年以来，我国实际经济增速开始明显回落，但劳动力市场保持相对平稳，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的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当前我国经济的减速实质上是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而非仅仅经济周期的原因。
对于我国潜在增速下行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维度。例如，最常见的解释是，从生产要素变化的视角来剖析。我们知道，就分析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能力）而言，往往是侧重考察生产的要素，而不是最终需求（即通常说的“三驾马车”）。生产的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使用该分析框架，不难看出中国潜在增速正在放缓的各种原因（汪涛，2014），这些或许大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
此外，还可以从产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考察潜在增速的下行（李斌、伍戈，2014）。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关键时期。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通常高于服务业，这种转移将导致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速降低，进而影响到实际经济增速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服务业拥有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劳动力市场仍保持相对稳定。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劳动力人口的因素。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增速明显快于世界以及其他欠发达经济体的同期平均水平。根据各国的经验（WorldBank，2013），65岁及其以上人口从7%上升到14%所需要的时间是法国为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为66年，英国为45年，而中国要达到这一比例，只需要25年左右。中国老龄化趋势之明显、作用速度之快值得高度关注。毫无疑问，这主要缘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以及近年来人口政策调整的相对滞后。
我们观察了国际上多个国家的历史案例，人口老龄化较快的国家几乎都伴随着实际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特别是对于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要素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难以抵消因总劳动人口和资本存量下降对潜在经济增速带来的负面冲击。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我国已经明显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大家对此也形成了基本共识。在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情形下，原本是“慢变量”的人口因素，近年来却越来越呈现出“快变量”的现实特征。
“大潮褪去，方知谁在裸泳”
除了人口红利以外，近些年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WTO红利。我的个人理解是，该红利也与人口密切相关。加入WTO与其说是当时中国的商品融入全球，还不如说是最具比较优势的中国劳动力融入世界。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目前的现实是这些红利正在快速消退。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Economics）近期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趋近于美国。
随着我国潜在增速的不断下行，宏观经济中曾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再次开始暴露。其实，今天我们经常提及的软预算约束、国企改革、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等问题就一直长期存在，只不过是在加入WTO后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段时间似被“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繁荣局面所掩盖，国际上称这段时间为“大缓和”（GreatModeration）。在融入WTO的过程中，我国的大量企业都能较容易地赚到钱，因此那些所谓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在2001年至2008年危机这段时间显得并不十分突出。从文献和媒体来看，该期间论述国企改革等结构性改革的讨论也确实减少了许多。
传统意义的总需求政策
一般地，在经济下行的情形下，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思路，短期内我们可以通过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政策能起到适应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进一步地理解，总需求政策是具有较强内生性的。以货币政策为例，正如伯南克（2015）所言，如果央行试图将市场利率保持在（与均衡利率相比）过高的水平，经济发展会变慢（甚至可能陷入衰退），这是由于当贷款的成本高于回报时，资本投资和其他长期消费（如耐用消费品）就丧失了吸引力。类似地，如果央行将市场利率（相对于均衡利率）压得过低，经济发展最终会超速，并引发通货膨胀（另一种不可持久且不受欢迎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实经济形势而不是央行最终决定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实际回报率。央行影响市场利率，但不是以一种不受限制的方式。
然而，在转型中国的现实政策实践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情形会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当潜在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下行，以及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各种扭曲的时候。客观上，这对于总需求政策“度”的把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需求政策可否应对潜在增速下降？
面对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减速，如果我们仍坚持用传统方式去调控经济，则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日本经济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后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速也大幅回落。但从政府到民间，大家似乎都不愿看到经济减速。于是当局就动用了各种手段，如货币政策始终宽松，财政政策保持扩张，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等总需求扩张方案。但1990年之后，随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上述刺激性政策的直接后顾却是严重的泡沫经济及其后续的“失去20年”。
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其它许多国家的类似案例也都表明，在潜在增速下降趋势的拐点或初期，从企业到政策制定者往往都不能意识到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的真正原因，因此采取的应对措施通常是逆周期政策，而非结构性政策，或者说结构性政策不占有主要位置。这种背景下的逆周期宏观政策会将经济增速暂时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但同时导致金融资产泡沫或难以遏制的通胀。伴随着后续的经济或金融危机，经济增速最终还是回归到潜在增速附近。
由此可见，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其认识的滞后。日本人口抚养比的走势像“平底锅”，而对于长期存在人口结构扭曲的中国而言，该比例的走势会像“漏斗”，连平台期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未必能够在短期内明显地促进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结构的改变。这意味着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能掉得更快，我们也可能更不甘心，而是想尽办法去拉动经济，但这种做法显然是危险的。如果能深刻认识到当前我国潜在增速下降及其原因之后，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可能就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
总需求政策可否应对结构性扭曲？
在存在经济结构性扭曲的环境下，我国总需求政策的实施环境显得更加复杂。例如，以预算软约束为代表的部门，由于存在成本扭曲、政府隐性担保等因素，其投资和资金需求容易不断扩张（但投资效率相对低下），并带动资金市场总需求的扩张。随着经济结构扭曲程度的加剧，扭曲部门获得的资金配置反而会不断增加，而其它实体部门获得的资金配置日益减少，扭曲部门对其它实体部门产生明显的资金“挤出效应”。在此情形下，经济结构中“产业空心化”趋势可能随之增强。
相应地，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如果采取过于扩张的总需求政策（例如货币政策），信贷市场因此而增加的资金供给将由于上述“挤出效应”而较多地进入扭曲部门。在这些部门实体投资效率相对低下的情形下，可能导致其资金投向价格弹性较大的资产市场，促进“资产泡沫化”，加剧宏观经济金融的风险程度。如果采取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虽有助于抑制扭曲部门的扩张，但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货币政策面临着艰难的两难选择问题。此时，占优的策略或是一种中性适度的货币政策。
激励机制是纲，纲举目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凯恩斯主义应对措施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范畴。总需求政策可以逆周期性地熨平一些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但无法改变经济的内生增长趋势。总需求政策或许能适应性地为经济结构调整赢得一些时间，但难以完全应对结构性的问题。特别地，总需求政策的过度波动还可能会在扩张-收缩的过程中不断加剧并强化结构性扭曲。从这个意义上讲，总量之“矛”，最终难以攻克结构之“盾”。
“治大国如烹小鲜”。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究竟该从何入手呢？事实上，微观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细胞”，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源泉。在当前国企利润不断下滑、民间投资锐减的现实困境下，如何去激活这些“细胞”，切实激发企业家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是各项改革的当务之急。唯有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建立符合市场化（而不是相反）的激励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稳定投资信心、增强盈利预期，最终达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