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今年经济工作定调后，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破解包括新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贸易增速放缓等问题，渐成社会共识。
然而，推进改革说易行难。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方是经济发展、改革宏图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我们期待改革成果，更需直面改革的艰难。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关键任务时，如何在改革的过程中驭风险而行，既守住底线，又问计长远呢？
首先，不以“加杠杆”来“降库存”，避免导致杠杆失控。
去杠杆与去库存，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关键任务。在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巨大的库存压力下，加杠杆成为或明或暗的去库存之道。
这种以“加杠杆”来“降库存”的方式，实则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带来了隐患。从政策实际效果来看，在人口趋势、发展机会等硬性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难以通过单纯的刺激政策重回火热；从金融风险角度看，在银行、中介、P2P平台，甚至民间借贷齐攻房地产市场之际，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调整，金融风险有失控之虞；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信贷资源涌向房地产市场，不仅让一些有潜力的新兴战略产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撑，还易导致楼市过热的泡沫型风险。因此，平衡“去库存”与“去杠杆”，杜绝饮鸩止渴，方是当前守住底线之举。
其次，去产能需双管齐下，避免引发社会和经济动荡。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在次第推进，目前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渐增的背景之下，去产能往往容易引发企业的关闭破产和大量人员下岗，且这部分人员多年龄偏大、技能偏低，政府和相关利益群体均会承受巨大压力。同时，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的挑战，让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高负债企业以及“僵尸企业”成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的集中爆发地。可以说，压缩产能直接牵涉企业债务、职工安置、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问题，其金融风险和社会影响较大。
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合理设计配套政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保障下岗员工的基本生活，同时增加对下岗职工的转岗、再就业培训和引导，甚至为这部分员工增设一些相应的岗位，设立政策缓冲区以降低改革之险。
再次，补短板需协调整体机制，避免陷入投资失衡。
所谓“补短板”，一是补民生之短，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中心城区地下管网老旧、水电气暖及环卫设施不配套等问题；二是补投资效率之短，解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金融产品供给效率偏低、科技创新转化率低、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比重较小等问题；三是补区域不平衡之短，缩小城乡差异以及东、中、西部的差距。
可见，补短板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更需要加强体制机制改革，稍有不慎，就可能重回刺激的老路，有改革流产之险。这要求进一步疏通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培育和完善市场环境，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短期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以此规避对某个领域的过度投资，或国企用力过猛造成的进一步失衡。
最后，降成本更要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杜绝吹大“泡沫”。
在规模效应、政府隐形担保、软预算约束的“比较优势”下，信贷资源往往向国企和政府机构倾斜。这种由政府、国企主导的投资行为，对民企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出”。今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大幅下滑，但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却明显回升，同比增幅高达23.3%。而历年的数据表明，相较于国企、政府机构，民企的投资回报率更高。由此可见，尽管政策本意良好，但由于隐形担保、刚性兑付预期未破，资源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更重要的是，具有融资成本优势的国企却身处“资产荒”中，过去数十年保值升值的最佳标的房地产再度成为“香饽饽”。不少国企为做大企业规模，争夺土地这一持续升值的资源，争当“地王”。这种趋势显然有悖于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甚至有可能吹大地产领域的“泡沫”，积聚风险。
总之，供给侧改革既不可因潜在风险而停滞，更不能任由风险积聚。因此，在落实五大重点任务的过程中，必须驭风险而行。在强刺激之路不可行的当下，需从加大要素投入转向加强创新和提升效率，切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长期平稳可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