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五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3.9%，大幅低于去年全年10.1%的增幅，民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问题。6月20日-22日期间，李克强总理分别主持召开了金融系统座谈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谈论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推动民间投资、发展民营经济、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在我们看来，推动民间投资与国企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系统性改革工程中的最核心内容，需要通盘考虑如何施策。
对于如何解决资金“脱实向虚”、推动民间投资，李克强总理在考察建行和央行期间指出，要深入推进金融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序发展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6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强调要以政策落地见效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抓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营造对民企与国企一视同仁的公平投资环境，再取消一批行政审批事项，能放给市场的坚决放给市场。
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在力推简政方权，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但在现实中，地方上“不作为、乱作为、乱收费”的现象依然普遍。仅政府乱收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包括信用保证金、文明施工保证金、磋商保证金）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此前的会议上就曾加以痛批，称“到基层调研最初听到时还以为是段子呢！”在不合理的审批权问题上，国务院督查组报告中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总理表示，“这么多审批项目、涉及这么多部门，有些都是重复审批。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了，民间投资怎么能不难呢？”
实际上，金融领域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的工作如何做得好，对解决“为企业提供有效资金”问题确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单是上面提到的规范工程建设保证金一项，据估算就可以为建筑企业盘活近万亿元的资金。银行在削减服务收费项目方面，更有极大的改进空间。在这方面建行这几年就累计向企业让利200多亿元，整个银行业未来的让利空间就可想而知了。
在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央对简政方权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大量政策性文件，但在实际执行中几乎没有太大效果。过去说“政令不出中南海”，现在政令出了中南海也落不了地。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政府部门习惯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个人利益，谁也不想放弃这块蛋糕，多走几道程序便人人有事可做，个个有利可图。
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政府部门作为政策制定者，因为对民企不熟悉，也会出于免责的考虑把市场准入门槛提高，并在政策上向国企倾斜。在一些官员眼里，民企好比私人诊所，国企好比三甲医院。私人诊所里的大夫不一定是骗子，但与有着固定流程、丰富资源的三甲医院比，就显得不那么保险了。带他人去看病时就会去大医院，这样即便治不好，也不是我不尽心，不会被说闲话。特别是“唯GDP论”被中央否定后，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更是将推动民间投资看作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企业成功了得利了说我决策英明，可也不给我分钱；而失利了、亏损了，说不定扣我一贪腐帽子。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企有的很多天生资源是民企不具备的，比如国企的人脉资源、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但国企资源不够活化，并且因为不能随便倒闭，所以有没有本事的都活着，要死不活的“僵尸国企”大量存在。国企员工按岗位拿钱，与民企相比人员活力不足，干不干都一样的思想，在很多国企员工身上根深蒂固。总之，要想在对国企治理制度不做根本改革的情况下改变国企活力不足、效益低下、挤占民企资源和市场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安邦咨询（ANBOUND）研究人员认为，民间投资不振的背后存在结构性矛盾，除了受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良好投资项目越来越少的影响外，政府在设计投资项目时极少考虑民企，即便容许民企参与，民间投资也面临很高的进入壁垒，或因融资成本不具优势而被挤出。实际上，发展民营经济与国企改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起构成了供给侧改革的最核心问题。现实情况决定，不能指望政府和国企来“让”、来“自主改革”，从政府内部进行自发式的断腕改革，效果与可能性都不会好。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转换思路，系统谋划，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准入，拓展和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市场领域去做，通过企业实体的发展来形成外部竞争，以实力来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围绕国企改革，要给地方政府和国企留出更大的“试错”空间，鼓励各方“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推动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战略性退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下，推动行政体制改革也好，鼓励民间投资也好，鼓励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也好，没有什么政策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在摸索中找寻恰当的推进方法。要放开各方的手脚，释放其积极性。总之，推动民间投资实际是政府控制经济和市场的问题，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纠偏进程，艰苦而漫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通盘考虑。
推动民间投资需要系统谋划，除了需要政府简政放权、拓宽企业资金渠道外，还要给地方政府留出更大的“试错”空间。最重要的，则是拓展和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不同市场领域去发展，形成外部竞争，以实力来推动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