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间投资下降明显。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速遭遇断崖式下滑，引发市场极大关注。今年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9%，创下了纪录新低。单月来看，5月增速从4月的4.3%跌落至1.0%，下降幅度巨大。除去行政审批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速？多数民营企业“矮人一等”、一些地方干部“谈商色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行政审批改革这块骨头为什么难啃？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
对民营企业的认识依然不到位
中国经济时报：在国务院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工作汇报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左右的社会就业；但另一方面，多数民营企业又觉得自己“矮人一等”，还有一些地方干部“谈商色变”，不愿也不敢与民营企业打交道。你认为民营企业觉得自己“矮人一等”和地方干部“谈商色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胡敏：对这个问题，我们既要历史地看，也要现实地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活跃市场、扩大就业、创新创造、增加税收、提高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公有制经济一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写入党的文件，就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肯定。
特别是在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工商联界别代表委员座谈会时，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出“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进一步明确了中央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导向，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定盘星”，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吃下了“定心丸”，也对新常态下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出了新要求。
但为什么在现实中，仍然出现了不少民营企业家和非公人士觉得自己“矮人一等”，在申办企业、获得融资、进入某些产业领域时感到“很不轻松”，仍然遭遇到各种形式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甚至是“无门”可入呢？就在于我们不少政府部门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认识清楚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对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依然不到位，没有切实摆正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官本位”的思想、部门利益的作怪占据了主导。
加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加强防腐倡廉建设，许多官员的腐败问题多多少少与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官商”关系不能很好厘清直接相关，个别涉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政商关系出现了不少畸变，产生了地方官员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等问题，这就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在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和发展环境上缩手缩脚，一些地方干部干脆是“谈商色变”，唯恐因为与民营经济打交道，背上了包袱。有一些干部坦言，“吃不准”导致“不敢为”。在对政商关系“度”的把握上，由于当前“不能”、“不得”的禁止性规范出台多，“可以”、“应该”的指引性规范出台少，一些干部搞不清与民营企业交往的分寸，干脆舍“亲”而保“清”。也有一些案件或者个别案例被放大渲染，造成干部心理恐慌和思想混乱，结果，“不干事就不出事，出了事就跑不掉”，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对问责的畸形认知，以致走向极端。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干部由于缺乏容错机制的保护，做起事来很容易畏首畏尾、过度谨慎，特别是具体经办的公务员，没有领导的签字坚决不办，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就提出的“亲”、“清”二字，要求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要积极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按照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原则，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各项政策落准、落地、落细、落实，打破阻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四方面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速
中国经济时报：除去行政审批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速？
胡敏：我前不久有幸参加了国务院委托国家行政学院对民间投资下滑情况进行的第三方评估，到广东等南方省份进行了实地调研。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专门听取了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工作汇报。
总体看，在当前经济下行态势下，不少企业家对未来发展信心不足。不少企业家认为看不准国内发展趋势，看不清明确的政策导向，对下一步投资发展举棋不定。其中，传统制造业中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期待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但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高新技术领域中的民营企业期待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但缺稳定的发展预期、缺有效的政策引导、缺良好的竞争秩序、缺诚实的信用环境。
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策服务的针对性和精准化、细致化还要加强。中央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地方都能比较快地跟进，也有一系列配套政策出台，但仍感到政府优化服务、精细服务力度不足，许多部门权责清单还比较原则，行政执法的依据和设定还有待全面梳理，行政权力运行尚待规范，尤其要提高行政审批的透明度和行政服务的精准化、细致化，政府政策和项目信息对民间投资要更加透明、更加公开。
二是各级地方政府政策连续性不够。目前反映比较严重的就是“四个不一致”，即政府领导人换届带来前后政策不一致、中央和地方政策配套和衔接不一致、部门与部门对相关政策认识和表述不一致、沿海地区政府与内地政府政策认同和执行力度不一致。
三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亟待加强。目前企业家们还普遍反映目前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还不匹配，全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信用危机，期待加快推动由政府主导的“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切实形成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良好营商文化和营商环境。在政务诚信方面，期待既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更要强化行政执法的公信力；在商务诚信方面，期待要增强国企与民企之间、银行与民企之间的互信度，确保在大型PPP项目中国有企业不会排挤民间资本，金融机构也不要更加偏好政府项目和国资项目，期待金融机构能加大直接支持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同时也要积极推动中小微民营企业信用服务体系建设；在社会诚信方面，期待更多地引入和扶持社会化、市场化的中介服务组织，形成公正公平的商誉和信誉评价体系；在司法公信方面，要推进民营企业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和诉讼调解对接机制。
四是民营企业经营成本过高，应该想方设法降低。不断上涨的土地成本越来越制约这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除了现有国家政策在税费政策上依然让民营企业感到生产经营成本负担较重外，近来不断上涨的土地成本、房屋居住成本，已经成为许多民间资本继续增加投资的“拦路虎”。这些地方的不少民营企业要吸引人才进入，除了要支付高薪外，有的还要承担住房、子女教育的额外负担。
此外，还有民营经济普遍反映的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享受与国企同等待遇；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