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召开的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发言表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亿人。资料还显示，郑真真的预测与联合国人口署中的方案一致，而中国人口减少到6亿的预测，则与联合国人口署的低方案比较接近。
虽然中国已经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是因为城市化、生活水平提高、福利保障程度增强等原因，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可能仍然不够强烈，这样的话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下降趋势的确可能难以扭转。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欧、俄罗斯、日本等地的情况显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是普遍性的倾向。不过这些对于人口下降的估计只是预测，只代表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我们没有必要为此过度悲观。而且，即使人口真的在未来下降，中国仍然有充足的时间来为可能的变化做好准备。
不可否认，人口红利是支撑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其消退是近年来的明显趋势。但是，中国是不是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目前依然没有定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将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不再会认为，劳动力供给会源源不断地增加了，我们日益看到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走向短缺的风险。这预示着，中国未来将面临日本及一些欧洲国家出现的老龄化社会风险。然而，中国崛起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目前尚未完成，这就有可能导致“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即在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现在老龄化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趋同。
但是短期里人口减少的效应不一定全是负面的。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这个趋势已经体现了出来，比如一些地方近年来频繁出现“民工荒”。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也是一个产业转型和升级的过程。随着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状态结束，一些初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但高附加值的产业和服务业又会发展起来。而且在劳动力供给相对出现短缺的地方，劳动者权利保障和薪酬增长有可能出现实质性的改善，这将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一个关键的领域，只要这个过程缓慢良性地发生，那么国民财富分配逐渐向着劳动者转移，国内消费市场逐渐扩大，也是对经济转型有利的变化。
不过我们依然有必要对老龄化的风险保持充足的警惕性。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难以预测的，很可能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中国一旦陷入到“未富先老”的困境，就势必难以摆脱，因为到时老年人的福利保障问题和劳动年龄人口的生产效率问题会结合在一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质量。所以中国养老保障等社会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要跟上人口结构转变的步伐，必须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先打造好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在具体政策上，政府需要提供基本而且公平的养老保障，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量增加对这方面的财政投入，补足养老金缺口，不断提高城乡基础养老金的水平。
与此同时，应对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风险，最终需要的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未来老年人口赡养比肯定会发生变化，就是年轻人平均赡养的老人数量会变多，但对这个数字我们不能机械僵化地理解。因为，如果未来的年轻人可以利用生产率更高的设备、技术与企业组织形态，这将意味着用较少的劳动者养活更多的退休者，从而能对冲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的是用不断的改革来战胜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风险甚至是危机。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并不可怕，我们应该相信社会的适应能力，不应对这个情况过于悲观恐惧，因为那也可能意味着竞争压力的减少和资源、环境状况的改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科学决策，以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一个人口可能相对减少但同样繁荣、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