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很多著名学者纷纷发表关于宏观趋势的意见？从去年以来到现在，整个经济的变化非常复杂，从高层到学界、投资界，以及一般市场参与者，解读都不一样，有争议，有分歧，究竟该怎么看？经济会不会还继续往下掉？是像有些人推测的那样呈现L型底部平缓前行，还是这个底部有W曲线变化的趋势？到底怎样的状态，很多人感到扑朔迷离。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发展态势的判断或预期，学界为何分歧严重？对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解读为何悬殊？从调查失业率数据，到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种种宏观数据如何有助于减少分歧，准确判断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是国内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所发表的很多重要的意见观点，受到高层重视。在刘伟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和重阳金融学院这两大智库的建言献策水平和影响力迅速提升。刘伟在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时，曾长期力推北大“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经济增长年度报告，通过大量详尽的统计数据分析，阐述当年度中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体制改革、城镇化进程、宏观经济政策与体制、能源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现状和变化趋势。刘伟每年都会针对当时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所需要有的新的应对之道，所需要突破的政策局限，所需要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提出有关实现中国经济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意见。同时期刘伟还推动了中国的统计制度方法改革的研究，特别是推动了一些重点统计领域的制度方法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于GDP、国民可支配收入等经济总量及消费率、投资率、第三产业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等重要比例关系调整以及国际比较，特别对于供给侧改革理论的提出，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而对数字格外敏感的财经评论家、《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长期倾向于从统计数据的某些微妙变化，判断市场的风吹草动，并经常据此提出很尖锐的批评意见或政策建言，从而震动社会各界，引得粉丝无数。
一个宏观理论和统计方法权威，一个睿智锐利的媒体大佬，6月中旬首度正面思想碰撞，谈了些什么？
中国经济有三个约束条件
水皮：如果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变化正在呈现的最主要特点，应该是增速在下降，如果增速继续下降，它到底会降到什么程度？
刘伟：我们也许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政策控制的增长目标。第二，潜在的增长力，即自然增长率。第三，预计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政策追求的目标，控制能力，客观情况，以及相应的政策实施、贯彻的能力——对这几个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可能会使得我们对经济增速以及它未来的变化趋势有比较客观的把握。
现在很清楚，增长目标，即所谓增长6.5%到7%，这不仅是个年度目标，大体上也是十三五期间的一个总体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阐释这个政策目标时，讲了三层考虑。
第一层考虑，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要考虑就业目标的要求。这是所谓奥肯定律在中国现阶段具体经验的体现。根据中国这些年的数据，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近两年都在4.5%水平，不超过4.5%。根据中国这些年的经验，根据有关的分析和实际情况的表现，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超过4.5%，实际是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6.5%以上。这个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过测算的大概结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条件的客观规定，这大概能增加2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或就业机会。中国现在每年需要新增就业大概1100万个上下。因此，安排2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没有问题。剩下的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不需要安排新增劳动力，但可以把这部分收入用于原有劳动力加薪。加薪一般来说至少要加到通胀的水平，也就是说要使原有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工资水平不下降，而非降低了原有总的工资水平之后腾出来所谓就业机会，然后把新增劳动力加以安排，那实际是失业率上升。
所以，实际失业率不上升的前提条件是两个：一是新增劳动力在市场支配下能够被市场吸纳，但如果是自愿失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劳动者只要愿意就业，根据一定的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在一定的市场均衡的价格条件下，他就可以被市场吸纳，就会获得就业机会。另一是原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不会下降。满足这两个前提条件，实际失业率就没有上升。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6.5%，大概就能够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不至于上升。就业率目标，这是政府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约束条件。
第二层考虑，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要考虑控制通胀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现在要求CPI控制在3%左右。根据这些年经济增长的对照关系和表现情况，中国经济实际增速如果不超过7%，就有把握将CPI控制在3%左右，不会有大的超出。只是在2011年通胀率高一点儿，是5.4%，但那一年经济实际增长9.3%，超过了原定经济增长8%、通胀率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按照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趋势来看，如果其他条件没有大的变化，经济增速明显高出政策目标速度，则通胀率相应会有所提高，这完全合乎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2011年之后，所谓进入新常态的这些年，经济增速只要不超过7%，CPI就可以很可观地控制在3%左右。
虽然奥肯定律在不同国家或各国不同发展时期，其具体经验数据不一样，比如当GDP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减少多少个就业岗位或就业机会，这在各国不同发展时期由于经济结构等各个方面条件不同，所反映出的具体数据不一样，但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即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稳定的联系。这是政策目标控制经济增长率的约束条件的一个下限。
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经济学家通常用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去刻画。当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速越高，通胀率相应的就越高。人们往往把通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视为相对应的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上下区间大体上可以根据就业目标和通胀控制目标加以讨论。
第三层考虑，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它要考虑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短期年度增长率，要和中长期增长目标相衔接，要保证中长期增长目标如期实现。现在提的很现实的一个目标，是2020年GDP总量要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所谓翻一番的经济增速，一般认为是7.16%，说大数是7.2%左右。但过去5年，实际平均经济增速，我测算了一下，大概在7.9%以上，不到8%。这几年平均下来，大体接近8%，或7.9%略多一点，虽然比过去37年平均9.6%的高速增长明显降低，但还是超出了所要实现的增长目标。这10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要求的平均增速是7.2%，而最近5年的增速是7.9%以上，实际高出了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所要求的平均速度。从今年往后算，十三五这几年，平均增长率如果达到6.5%，或不低于6.5%，2020年就能够如其实现翻一番。除非政府修正时间表，把2020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提前，则对平均增速的要求就另当别论。如果时间表不变，2020年实现翻一番的增长目标不变，则5年内不低于6.5%的平均增速目标就可以实现。
上述三个约束条件，就业率目标、控通胀目标、中长期平均增速目标，都是基于中国现况而确立的目标。
十三五可平稳增长6.5%到7%
水皮：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究竟该怎么理解？
刘伟：关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个问题，我有三个看法。
第一，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并无大幅下滑的趋势。处在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重装备、重化工、高科技的投资需求相当强劲。处在城镇化加速期的中国经济，受到城市化发展中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由于城市聚集效应带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一系列显著的推动作用。处在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急剧变化时期的中国经济，受到农业劳动生产力和现代化水平提高、大量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生活方式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投资支撑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客观上使之处在强劲的经济增长时期，无论是供给面还是需求面，支持条件应当说还是很充分，这是天时。
再加上地利。中国是个大国，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发展水平差异也很大。中国有可以跟发达国家媲美的市场经济成熟地区，例如东部沿海的经济繁荣地带：长三角、珠江三角，还有像京沪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但也有大量的相对落后或非常落后的经济区域。这种非均衡的二元经济的特点，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支持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资源或条件。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因为有差异，当发达地区经济超越快速成长期之后，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恰恰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这方面的特点非常突出。
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也是大国经济的特点，无论就天时和地利来看，在现阶段，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长期下滑或严重衰退。
大国经济有基数效应，到了一定基数，比如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
经过了37年的平均9.6%的高速增长，现在约束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速度上肯定也要有变化。但中国经济增速的这种变化不好简单的用V字形、W字形来清晰地刻画。
第二，经济学上现在尚无充分的理由证明，支持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因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支持潜在增长率最主要有三个方面。劳动力的增量、资本的增量、全要素效率的提高。现在中国除了劳动力的增速开始下降之外，全要素效率和资本的增长不仅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而且还都在提高，而中国劳动量的增量在中国GDP的增长贡献中占比很低。
第三，潜在增长率实际提供了一种可能，政策目标实际体现了一种追求，如果要变成现实，就看政策控制和实施的能力。现在提出来所谓松紧搭配的政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印象中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1998年的6月份，那时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年下半年到1998年上半年，已经影响到中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开始放缓，内需不足开始表现出来。主要是工业消费品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特别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原来靠短缺发展起来，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含量不高。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过剩的产能转移不出去，内需又不足，于是要求乡镇企业比如很多纺织类企业砸锭、限产。那时国有企业日子也不好过，3000多万职工下岗。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两位数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提法还没有改，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失衡，出现了新的特点，出现了结构性的反方失衡，就是投资需求过热，投资品价格，钢材、水泥、木材都很贵，消费需求偏软，大量的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到2010年年底。2010年10月，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退回到现在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松紧搭配，它主要目标还是稳增长，保就业。所以物价上涨率虽然低，应当说进入通缩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对于反通缩却很谨慎，不提反通缩，这与现在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有关系，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一个是经济下行，一个是通胀的潜在压力。所以要采取松紧搭配政策。这个政策的同步性或有效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但它最大的好处是可兼顾双重风险，可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性。
水皮：增长目标，潜在增长率，政策执行控制的能力能否保证如期实现预定的这个目标？
刘伟：从这三个层面上看，我感觉中国经济增长至少十三五期间，恐怕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增长过渡范围之内，即6.5%到7%之间，甚至是其平均速度，个别时候那可能跌破6.5%，这完全正常。要不就不存在所谓松紧搭配了。跌破6.5%就松点，超过7%可以紧点，既然政策手段本身就是松紧搭配，其前提就是给出了一个想追求的增长的波动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至少在十三五整个区间，可能是6.5%到7%的增长速度。
稳定住这个目标，控制在这个区间，从目前情况看，客观上有可能，主观上政策有能力。
水皮：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的可能性问题，现在有所谓L底、W底的争议，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刘伟：这个走势我判断就是一个L型，但这是个至少持续三五年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波动的L型。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经济承受力
水皮：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分歧，从各国经济复苏缓慢、紧缩态势明显，到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企业体系、地方政府的巨额坏账，以及严重的产能过剩，几大因素让很多人担忧经济进一步下滑，悲观论者非常悲观。
刘伟：任何事物都有事先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人们的估计可能有一定的根据。但现在所谓的各个方面的坏账，数字都不一样，究竟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实际情况怎样？似乎并不特别确定。它会影响到我们判断的准确性。
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经济出现波动的承受力。
速度放缓，或者通胀压力增大，国民经济能不能承受？我们讲供求均衡，总量结构，那是理论假设。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现实中存在的一定是失衡，是对这种失衡状态能否扛住。当然也需要一定的政策把失衡的严重性加以调控，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们现在所怀疑的实际上是政策能否控制住。因此就要讨论承受力究竟多大。对坏账，对各个方面潜在的风险，能有准确把握，对中国客观上承受失衡的能力的判断，这个非常要紧。如果还是把中国经济假定为原来那种经济，它出现这种波动的话，那可能就出问题了。比如说，还讲过去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则出现失业的话，所有的风险都会集中在国有部门和政府身上，那它肯定承受不住。但现在如果分散到各种经济成分上，它就可能有承受力。
再比如三大产业的关系和当年不一样，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现在已经超过50%之后，对失业的承受力恐怕也不一样。很多类似这种新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承受力可能有所提高。其实各种担忧都各有各的道理，但实实在在地讲，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大崩溃，或者大萧条、大衰退。
中国的体制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政策的作用能力很强。这次反危机中，西方给中国政策优势排序，认为中国为什么反危机举措比较有效，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就是政府在动员投资方面比西方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更强的能力。特别对于短期出现的很急剧的危机的冲击，应对能力很强。
现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唱衰论，都是讲中国现在潜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是今后解决起来很麻烦，所以对前景不看好——实际上是这种问题。所以现在提出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长期问题。
中国现在面对经济结构性矛盾，如果通过市场来解决，有局限。通过政府来调结构，能力很强，但可能没有效率。关停并转，行政性的去产能、去库存，行政性的所谓去杠杆这些东西，没准把不该去的去了，该去的去不掉。
水皮：双重风险中，一个潜在通胀，一个经济下行，怎么有效控制？
刘伟：潜在通胀只要有压力，无外乎需求拉上或成本推动。从需求拉上看，现在既非投资需求过热，也非消费需求过热，重要的是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所以导致外汇储备规模大，所以结汇时外汇占款，倒逼出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大。长时期以来，M2增速之所以比较快，量比较大的动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压力大，不是来自总量的问题、经济快慢的问题，而是来自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所以现在学界提出来所谓国际收支再平衡。但是再平衡不光由得我们，全球贸易投资格局的大变化，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大的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什么位置，过去很清楚，现在却不清楚了。而且中国经济受到南北夹击——原来处在世界中间，实际上是从南半球落后的地方运来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将制成品发往北方发达国家去。所以中国比南部落后国家有更强的加工制造能力和技术制造能力，比北部发达国家有更便宜的成本。但这么一个贸易格局现在不一样了。南部国家已经可以将工业制成品直接发往北方国家，不再通过中国。
大概从201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了美国，世界最大，但不是最强，所以要素成本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就直接进入北部发达国家市场。到了这个阶段，中国开始跟北部发达国家争核心技术和先进技术。这么一个贸易格局下，中国在南北夹击下，要想突围，要想国际收支再平衡，怎么再平衡呢？要素成本结构改变了，投入产出结构没改，是技术进步的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需要做分析。
经济下行我们现在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需疲软这样一个原因。内需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现在国有企业融资渠道问题不大，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找钱不难，利率也不是很高。但它拿了钱没有优质的投资机会，钱投不出去。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和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那会儿多少还有软预算约束，还有“父爱主义”，还有上级帮着评估预算，现在虽然还叫国有企业，但是它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不会给国有企业再去平衡预算，除了极特殊情况。所以国有企业拿了钱之后，一定不去乱投。过去乱投一气，热闹一阵子，出了事交给国家。现在出了事要自己担着，市场约束力在加大，投资行为也相对来说比过去软预算约束的时候，要谨慎得多。所以现在拿着钱不投，没有投资机会。这就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核心还是自主研发的能力不够，创新上不去，结构升级的动力不足，这样就使得投资需求上不去。
消费需求上不去，并非国民收入没有提高，也非城乡居民收入没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水平37年来平均值在7%以上，应当说很显著，但问题出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占比长时期下降，结构差异大。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大。源自于产业效率的差距导致了城乡差距，城乡差距又导致了地区差距。这使得中国的消费水平很不均衡，它束缚了中国应有的消费规模。
微观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基尼系数在扩大，始终接近甚至超过警戒线水平，很多年在0.45以上，高的时候达到0.49，按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到现在这十几年间的数据，这几年有所降低，但不明显。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因为它拉大了收入差距。所以中国的消费出问题，从需求角度来看，需求疲软，根子是结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所谓的内需不足，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导致了经济下行，深层次的原因是一系列的结构失衡。
现在如果经济出现了滞胀，即所谓的双重风险，需求管理的政策便有可能失灵。中国还算处理得巧妙，采取松紧搭配、松紧适度。但即使是松紧搭配，只治标不治本，只缓解矛盾，不解决矛盾。只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协调。
供给侧改革是解决道路问题的希望
水皮：供给侧改革真正实施是从去年底开始，目前政策层面、学术层面，国内外舆论界对政策实施的效果仍有争议。可以看到的经济现象是，债务水平在飙升，楼市价格起伏很大，螺纹钢暴涨，大宗期货暴涨。这种变化趋势对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是否有很大挑战性？
刘伟：这种情况实际上都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所要求，而是扩张需求所导致，都是需求短期的放大。为什么现在对有一段时期的短期政策多有非议，就是短期政策它的出发点是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若过猛恰恰可能阻碍供给侧结构的改革。
任何一个政府管理短期来说就是过日子，就要解决眼下的问题，这种措施出来就是扩张。供给侧改革是提高效率，是去产能、补短板，但一旦过猛刺激需求的话，低效率就能活。最要害的问题涉及到如何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统一，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统一，涉及到总量和结构的协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目标的一致，涉及到改革的必要性、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很多债务风险显性化了，那就要进行破产清理、债务清理，这将推动市场化进程。但推动过程中还得过日子，不能让它破产得太多，还要有个失业率的目标，这就涉及到了需求管理的短期目标和供给管理的长期目标之间的衔接。
供给侧管理，因为有风险，所以要有节奏。
水皮：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调整、改变结构，这应是个中长期大问题。
刘伟：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对需求的刺激或是抑制，供给侧管理强调的是对生产者和劳动者的作用，关注企业的效率、成本和劳动者的技能、劳动生产率。其财政政策短期更关注减税，货币政策短期更关注降息，这些都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长期则要看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结构，是不是引导高科技，是不是倾向于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等等。
是通过市场还是通过行政来改变调整结构，这的确是个中长期大问题，弄不好就会否定市场。自从上世纪50年代法国人最早提出产业结构政策理论以来，虽曾有日本人开始推广，但一直到现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不予承认，认为产业政策应当是市场的事，产业结构的形成，不应当是政府的政策，它应是竞争性的自发的。美国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有产业结构政策。但现在，美国出现了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它的战略技术发展这些东西。这说明，西方开始意识到光靠需求总量政策不够，要有结构政策，首先是产业结构政策这种战略。
大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在需求管理上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因为它没有货币发行权，没有财政赤字的决策权，不能举债。但在供给侧管理上可发挥的作用比较明确：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生活条件，以吸引有才华的人和高效率有竞争力的企业。这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可以有地方锦标主义，可以有地方竞赛，可以有所作为。况且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需求管理的作用的有效性不确定。需求管理就是刺激需求，刺激需求的前提是增大居民收入。但地方政府增大了居民收入之后，当地居民可能不一定在当地消费，很可能到外地外国去消费。开放条件下，完全可以出国消费，这将导致提高本国或者当地人的收入，结果却是拉动了别国的需求，即便在国内消费，也不一定买国内产品，可能是买进口品。所以对于大国来说，地方政府这一级实际在需求管理上的作用很不确定，但在供给管理上的作用却很确定，即产生的好处全可以留在当地。供给侧管理除了用财政货币政策之外，它的着眼点、有它的独立的政策体系，尤其是结构性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等这些东西，而中国现在主要问题恰恰就是结构性问题。
水皮：调整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提法提出有一段时间了，效果为什么不明显？
刘伟：这些结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非常不同，供给侧改革的措施不是对消费者，而是对生产者。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生产者的效率，降低生产者的成本。供给侧政策短期主要靠财政、货币政策，通过降息、减税、降低企业成本，长期靠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进步。
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法治化程度保护不够，也就是企业的市场的自主权，如果在制度上保护不够，而政府供给侧管理的政策又直接影响生产者，它可能导致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过度干预，甚至否定。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需求侧它是个总量，它不对个体，它就是总需求，这个时候，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相对的很容易明确，市场为主，政府为辅。但这问题也有争论，为辅辅到什么程度，总的原则是明确的，政府对总需求调控是以市场调控为基础。一旦到供给侧这个情况就变了，政府政策直接影响厂商，弄不好就是对厂商自主权的否定。所以供给侧改革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对企业的私权一定要保护，对政府的公权一定要规范。供给侧改革，简单地靠市场调节做不到，必须要有政府发挥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又容易影响生产者，容易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发生冲突。
水皮：这是个争论不断的悖论。
刘伟：几百年的西方思想史争来争去，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吗，什么时候统一过？但是供给侧改革理论一旦提出来，就需要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而这两个东西又难以统一。所以，是个悖论。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上，所谓供给学派，其最后一块哲学基石，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传统凯恩斯主义，没法儿选择。站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供给性的政策难以实施，站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上，滞胀根本没法儿解决。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政策上，西方理论过去对这个问题一直回答不了。
所以，说老实话现在还真的提出新希望来。
水皮：新希望？
刘伟：这就是公有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私有制的市场条件下，要想协调自由和国家理性干预，永远不可能，只能是一段时期强调一头。资本主义危机是周期性的，这源于私有制。我国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就是将公有制和市场统一在一起。如果能统一，真的是一个创造。
水皮：这真的是中国特色。
刘伟：真是中国特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500多年资本主义私有制协调不了。问题正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种市场竞争的自发性，和社会的自觉性，存在问题。中国现在就是想有公有制下的那种全社会的整体的计划性，又有市场自发竞争的那种有效性。想把这二者弄在一起。如果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中国的创造。所以，中国有可能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道路。
供给侧改革将触及经济哲学最根本问题
水皮：也就是说，供给侧改革将以中国独特方式解决中国体制性问题？
刘伟：刚才谈到的总量失衡、双重风险，其原因是结构性的，不从供给侧结构性入手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供给侧要解决这些问题，对体制的要求很深刻。在经济制度上，是要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之所以解决不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现代市场经济二者之间不能把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市场性真正统一。
所谓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弱点。所以现在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现阶段如果能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统一，就可以同时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和供给侧的管理。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具备了经济机制和制度的基础。
水皮：所以供给侧改革要深化，就要触及根本。
刘伟：怎么深化供给侧改革，这一点非常紧要。但这个改革一定要有法律制度的跟进。法律制度跟进主要解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它说到底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如果反映不到上层建筑，反映不到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体系内，第一它随时可能倒退，没有保障；第二它确确实实没有权威，作用很有限。所以供给侧改革离不开法治。
法治说到底是对市场主体的私权力的保护，是对政府公权的规范。政府公权的规范，就是民主和法治问题。权力得有民主监督，权力的运用得有制度的约束。权力的发生，民主是授权，权力来自民主，因此要有民主监督。权力运用过程中，要有制度的笼子来约束，得有制度来规范。所以，经济改革滞后就意味着市场化不够深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不好。该市场竞争性领域，该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就导致政府集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建设不跟上，就意味着政府集权的同时，对政府集权既没有民主监督，又没有法治约束。政府可以任性，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腐败，一定是寻租，是权钱交易。企业要想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就得找政府。政府集权没有约束，企业要获得机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权钱交易就是寻租，最后就腐败，腐败最后的结果很简单了，第一破坏公平，社会混乱。第二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照市场效率原则，不是通过竞争，而是谁效率高就配置给谁，是按腐败指数。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存在，核心就是这个问题。引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直接深入影响到厂商，而且必然有结构性差异。因此政府政策一定要有法治约束，一定要防止出现严重的歧视性干预，以避免破坏公平竞争。
政治制度上它解决不了民主法治问题，对私权的保护和公权的规范它做不到，缺少法治精神，经济制度上它解决不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制度性的必然，导致经济上、政治上、道德秩序上都出问题。
水皮：这项改革最终可能会形成一套理论体系。
刘伟：供给侧改革很可能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
水皮：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供给侧改革更多的是一种需要有勇气推进的综合改革诉求？
刘伟：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改革，不是简单的政策。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宏观政策来用。因为政策是短期的，需求管理就是个政策，财政、货币等等，供给侧管理更多的是长期的结构调整，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要求。所以，千万千万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的政策相等同，把供给侧作为宏观调控政策来对待。
它确实不是个政策问题，实际上你越琢磨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就会越来越觉得推进这项改革要有勇气，如果没有改革的决心和方向，就将退回到计划经济，那就麻烦了。
我最近想写一篇东西，就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到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再一个它涉及到了经济哲学基础，涉及到了几百年来的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