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在考察一个投资项目时，主要有两个衡量标准，首先该项目是否可以为某个国家带来直接的收益，其次，如果该项目未能满足上述条件，但如果这个项目作为改善区内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仍然值得投资。
“亚投行由中国牵头，中国是最大的股东，因此外界对亚投行的设立意图存在很多怀疑。事实上，亚投行希望采取国际标准管治，通过基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亚投行行长金立群7月5日出席由博鳌亚洲论坛与香港金管局合办的金融合作会议时坦言。
“目前亚投行除了57个创始会员国以外，还有超过30个经济体正申请加入亚投行。”他表示，并指出申请将于今年9月截止。
当日，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香港特首梁振英与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会面时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与中央政府和亚投行商讨具体安排，期望尽早成为亚投行成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近日在访华期间亦表示，希腊将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国。
同时，金立群指出，亚投行与其他国际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多边金融机构存在竞争关系，“但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各方共同努力，一起合作推动区内的基建投资。”
他透露，亚投行目前共投资了5.09亿美元的贷款项目，其中有3个项目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融资，同时正在准备另外一个项目，将与欧洲投资银行等其他机构一起合作。
此外，金立群指出，目前国际市场有约12万亿美元债券属于负回报，其中一半为政府债券，反映市场有流动性、有需求，但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明显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不缺项目
外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基建融资项目匮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国家的经济部长到访中国时，会列出一个很长的投资项目单子，我通常会让对方挑出最优先的项目，因此并不缺少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在会上表示。
她坦言，亚洲地区对基建投资需求很大，但由于投资年期较长、回报率低，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因此很多基建项目均是由政府主导。然而，由于很多国家财力不足，融资能力有限，因此开发银行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亦可在基建投资上发挥重要角色。
“在考虑项目时，除了自身效益以外，也要考虑该项目可带动的成长，比如我们投资的一条铁路通车后，沿线地区设立了10个工业园区，从而使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因此我们必须将政策性以及商业性效益相结合，当期收益、项目本身、长远带动经济的潜力一起考虑。”胡晓炼表示。
同时，胡晓炼透露，2014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的一带一路沿线的贷款项目近70个，带动投资超过300亿美元，其中70%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航空、电力以及通信领域。
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郑之杰则认为，在挑选项目时，不能忽视项目配套，这可能直接导致一个项目的成败。他表示，目前该行以为“一带一路”沿线的600个项目提供贷款，累计贷款达2000亿美元，贷款余额为1156亿美元。
他举例，曾经去某家中资企业投资的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考察，发现除了铁矿石项目本身，该企业需要建港口，建独立的电站和海水淡化工厂，因此导致整个项目的投资金额大幅超出预算。
此外，金立群亦表示，亚投行在考察一个投资项目时，主要有两个衡量标准，首先该项目是否可以为某个国家带来直接的收益，其次，如果该项目未能满足上述条件，但如果这个项目作为改善区内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仍然值得投资。
亚洲整体基建投入不足
由于种种制约因素，目前亚洲各国普遍在基建投资方面的支出仍然不足。
“今年年底会针对亚洲区内2010-2020年期间的基建投资需求重新评估，预计有关需求将远高于原先预测的8.2万亿美元。因此相关投资需求仍然巨大，但目前亚洲各国在基建投资的支出仅占GDP的5%左右，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占GDP比重22%的基建支出。”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指出。
同时，他表示，基建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实在的数据支持，“如果一个国家的柏油马路（pavedroad）的覆盖率提高10%，经济增长将提升10%。同时，如果互联网渗透率提高10%，经济增长将提升2%。”
对于目前亚洲各国基建项目投资面对的困难，史蒂芬·格罗夫坦言，目前银行可担保的项目（bankableprojects）仍然十分有限，对于私人部门的投资机构缺乏吸引力。同时，亚洲区内除了日韩、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个别发达市场以外，大部分经济体缺乏足够的能力发起、执行以及管理大型的基建项目。
此外，史蒂芬·格罗夫指出，目前亚洲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债券市场的深度不足，“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债券监测显示，过去五年间亚洲各国本币的债券余额年均增长12%，去年已达到至91万亿美元，但区内投资者的债券持有比率仅为19.6%。”
他透露，去年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了约270亿美元的融资，其中65%投放于基建项目，在2016-2018年期间计划将该比例增至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