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外界所谓中国经济“大而脆弱”的观点，中金公司原董事长李剑阁于7月5日予以反驳，“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人都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体量大，而且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不会出现外界所担心的灾难性前景。”他是在香港金管局与博鳌亚洲论坛合办的金融合作会议上做出上述表态的。
李剑阁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今非昔比，即使5%的增长率，所带来的GDP增长绝对值也是可观的，不亚于之前的高速乃至双位数增长。
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近年来缓慢增长，就业压力已不像之前那么大，他认为，目前的中高速增长基本能够满足新增就业需求。统计表明，2015-2016年，中国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下降了三百万，就业压力明显减轻。
李剑阁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的“去产能”，可能会带来一部分人的失业，但最高的估计也没有超过300万。从就业的角度，中国经济压力并不大，“这给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不会搞超强的经济刺激和大水漫灌，而是将重点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直升机撒钱不是好办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直升机撒钱”的做法在市场引发热议。
所谓直升机撒钱，最初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构想的一个生动场景：某个央行行长将纸币雪花般地洒向感激的民众。随后，这个概念又被英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前任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Turner）在其著作《债务与魔鬼之间》（BetweenDebtandtheDevil）中推崇。
“直升机撒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中央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另一种是指央行将创造出来的货币按人口直接分下去。”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说道。
她坦言，第一种形式的直升机撒钱，中央银行已经做了，“从2008年到现在，各国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其实就是在尽可能地提供流动性，让金融机构提供信贷，但是这种方式效果并不理想。”
“虽然，第二种形式听起来很公平，看似能够增加社会消费能力，但对于辛勤工作、敢于创新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社会要发展，就应该通过税收和财政政策鼓励创新、鼓励企业家精神、鼓励创造更多的财富，把蛋糕做大。同时，对于弱势群体和失业者，政府应该做好社会保障。”吴晓灵直言。
同时，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则认为，无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直升机撒钱，都必须与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否则，投入再多的货币，都无法形成有效的投资。
李剑阁指出，货币政策有多重目标，经济增长是目标之一，“现在有一种误解，似乎认为只要货币政策力度足够，经济增长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所谓直升机撒钱，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误解。应该看到，货币政策促进增长只是一种主观愿望，能否实现这个愿望，却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结构改革更重要
多位参会人士一致认为，目前各国央行的货币刺激政策效应正在逐步减弱，结构性改革被提上日程。
吴晓灵表示，正常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商业银行把钱贷给经济实体，使经济得以发展，“但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家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失去了信贷投放的动力和能力。动力不足，是因为实体经济信贷的需求下降；能力不足是因为银行有大量的坏账，没有能力发放贷款和信贷。”
她指出，因此，中央银行只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向社会提供信贷，购买政府债券或中央银行认为有用的资产，通过这种方式把流动性创造出来，但并没有解决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由于消费不足、企业投资不足，即使中央银行提供了无限的流动性，金融机构仍然不愿意向外放贷。
“全球要想走出现在的金融危机，还需要有一场技术革命，让技术革命推动企业的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联网的发展为我们未来的科技转型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但是，如果我们的经济没有优胜劣汰的转换机制，如果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僵化的，那么新的动力也难以发挥作用。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央银行可以解决的事情。”吴晓灵强调。
“中国政府提出来要搞结构性改革，提出要搞金融改革，要畅通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的渠道，最终是要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机制，让新经济可以更好地成长。”吴晓灵指出：“中国遇到的问题和世界是同样的，我们不能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全部问题。货币政策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