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民间投资只增长3.9%，比去年全年的10.1%下降了6.2个百分点，可谓“断崖式”下滑。对此，国务院部署开展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专项督查和第三方评估调研。6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专项督查和第三方评估调研情况汇报，对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提出进一步要求。7月1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充分认识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认真抓好督查和评估调研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并继续深化简政放权，努力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并要求强化落实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主体责任。
民间投资为何下滑？应如何应对民间投资的“断崖式”下降？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
民间投资都去哪儿了
中国经济时报：你怎么看民间投资出现这种剧烈下滑？
周天勇：从数据看，今年以来民间投资的下滑无疑严重削弱了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自2000年来，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及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而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动因，是民营企业家对人身和资产安全的担心。
另外，从财产所有制结构的安排上看，一些不动产的年期制和不能继承制，也是民营企业家们变卖资产，或者抵押银行套现后转移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城镇住宅及其他建筑物，农村宅基地、耕地、林地以及地面其他建筑物，都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制，这样的不动产一是有使用年限方面的规定，二是对继承方面的规定含糊不清。虽然出台了物权法，但是城镇住宅使用期到期后，按照规定要重新交纳土地出让金，才能合法再使用若干年。如农民使用的林地、耕地、鱼塘等也有承包年限，但到期还是要收回重新分配，才能合法使用下一个年期。不能不说，这成为近几年国内民营企业和民间资金大量外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两难因素。
其次，国内工业化发展阶段提前10—15年结束，许多产业过剩，投资溢满，形成了产业向外的挤出性转移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未来进入经济主力人口的更替在收缩，这使得我国住宅和汽车的消费需求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同阶段相比，提前收缩。这意味着围绕以住宅和汽车为主力，上下游关联和横向关联的产业，均遇到严重影响，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全面过剩。从需求市场看，国内工业领域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过剩，一些在原有领域赚了钱的民营企业家，许多都看好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致使投资和产业向外进行转移。
再次，虽然国务院采取了很有力度的改革措施，但经营环境好转并不乐观。农民工工资上升过快，社保资金费率较高，使许多企业聘用职工的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密集出口企业，利润日薄，甚至亏损；银行信贷高利率成本挤压掉实体经济利润，也使得一些民营企业难以为继；而税费罚款等居高不下，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回落、经济下行税收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更加大了对企业收费罚款的力度。
这一系列原因，使得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家，收缩业务、甚至关门，旨在守住自己所积累的资产，确保不被消耗掉。
中国经济时报：从这几年的营商环境来看，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周天勇：从与政府有关的营商环境看，在党的十八大开展“反腐”工作之前，企业多注册难，审批多，相当多部门办事难、乱收费且罚款多、吃拿卡要严重；十八大以来，一部分企业家反映，许多政府和行政事业性机构门好进了，办事人员脸好看了，但是办起事来却遥遥无期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营企业家也因此考虑将国内的企业和投资项目缩小和停止，到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寻找投资机会。
此外，一些民营企业家因看到国内投资的领域有限，将积累的资金转移国外投资。虽然我国多次颁布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条例，描述了放开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但是，实际上民营经济投资进入许多领域仍有其各方面的困难。某些有关放开民营经济投资的文件，往往“好看不好用”，从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许多规定看，这些文件与其不能接轨；一个部门的文件规定常与另一个部门的文件“打架”；政府的文件与银行等部门的规定不协调等，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家无法克服进入投资领域最后“一公里”的障碍。
而从民营企业家能投资的领域看，一是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领域没有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旅游和教育等领域，仍然在市场和投资准入、人员、经营范围等各个方面存在着限制和歧视。在卫生、民生和教育领域，行政垄断严重，民营资本仍无法顺利进入。
二是一些能使投资进入的新增长领域，没有开拓和放开。比如低空通用航空运输制造设施、改造盐碱等未利用土地、海水淡化、生态造林及林下经济、海岛及海洋经济等，要么进行管制，要么没有鼓励放开的体制和政策。
加之许多民营企业家大都想自己投资创业，资金散而规模小，不愿意以基金和股份公司等代理制度去集中投资，投入规模较大的一些领域；目前也还没有找出吸引国有与民营愿意合作、顺利结合、决策便捷、运营顺畅、保值增值的混合所有制投资和公司体制模式。于是一些民营企业家，到国外投资超市、餐馆、加油站等小型项目，转移了我国国内发展服务业急需的资金。
如何应对民间投资下滑
中国经济时报：对此我们该采取哪些举措来应对？
周天勇：首先，我们在观察进出口货物贸易顺差时，要考虑服务贸易巨额的逆差，要改革和完善进出口统计体制，形成完整的货物和服务统一的统计体系，整体考虑出口增长速度和贸易平衡；特别是要打破一些国内服务业的垄断，放宽民间资金对教育、医疗、养老、健康、旅游等服务业的准入，增强国内外服务业市场的竞争力。
其次，要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减税清费、降低贷款利率、创造实体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放开养老教育等服务业领域、开拓和新增未利用土地改造等投资的新领域，使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国内投资和发展。而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民建和工商联联组讨论时发表的关于非公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讲话和论断，也再次从党的思想路线和大政方针上，为扭转民营企业家向外移民和资金外流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另外需要在以几个方面综合发力。
一是全面放开服务业等管制和半管制的领域，开启通用航空领域，与恒产改革相结合，放开盐碱等未利用地改造、海岛开发利用、海水淡化、植树造林等新投资领域；在坚持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大力度改革不动产产权结构体制，解决农村各类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和继承权及确权问题，农村集体土地不再征用同地同价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城镇国有土地也要取消年期制而实行永久使用制。
二是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不动产使用财产产权等，使其有安全感；再就是彻底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放开领域，放开市场，合理和科学监管，让民营企业投资无障碍。
三是建议降低增值税2个百分点，社保费率切实降低到30%，切实解决民营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被高利贷化问题。
唯有多管齐下，才能使民营企业有安全感投资，有恒心投资，有合理利润投资，才能把外流国外过多的投资重新呼唤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