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社发布的一篇名为《北上广隐现“人口拐点”：谁走了谁还在？》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
文中写道，在常住人口总数已达6000万的北京、上海、广州，随着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出台，“人口拐点”的信号已经悄然出现——北京常住人口增幅下降，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广州常住人口阶段性放缓。这其中的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即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尽管存在高房价等诸多压力，北上广以其巨大的虹吸效应仍吸引着大量疏解人群不愿意离开。
这与此前刷爆朋友圈的“逃离北上广”活动有点承前启后的意味。策划此次活动的新世相公众号希望以此作为引线，“炸掉人们心里那些根本没有必要的犹豫不决”，鼓励人们去做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然而我们又如何逃离北上广？据报道，尽管北上广的生活成本水涨船高，但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三地的比例却是逐年上升。
这也引发人们思考：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北上广，如何才能寻找到利益与资源的平衡点？
此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北京的问题直接根源是人口太多，其中主要目标就是疏散人口。所以，要迁出北京核心区的主要是那些最容易造成人口拥堵的部门，比如各类批发市场、劳动密集行业。他以医院为例指出，“比如在北京周边，甚至全国各地，多建一些好医院，才能解决问题。”
事实上，像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场、南锣鼓巷主街、簋街和东华门小吃街等区域都已启动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时，仅在北京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十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中，有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腾讯评论对此提出了一个观点，严厉的“赶人政策”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过于人为的人口调控会对人口结构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从国外的经验看，人口的迁出和经济下滑之间往往存在着联系，如东京实行人口迁出政策的十年，恰恰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了。
“让企业从一个创造价值能力高的地方，搬到创造价值能力低的地方，一定会有效率损失。所以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市场是发挥资源配置最好的机制。政府人为的干预，往往会带来低效率。”此前，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因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决定什么产业应该转移，或者说某个行业是不是应该全面转移，或者行业内哪些规模的企业应该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设置一些价格机制，然后让市场发挥作用。
事实上，回看各种“城市病”，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似乎也不完全是人的聚集带来的。更大程度上，城市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因此，无论是客观上的政策疏散，还是主观上的渴望逃离，北上广都应发挥其规模效应，以其资金、技术、政策、资源，以及所谓的“发展机会”、“居民福利”真正造福于民。而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制定合理的政策，调整户籍背后的资源分配等，就显得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