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开大幕。西子湖畔，大国政要毕至，指点世界经济风云；钱塘江边，群贤巨贾咸集，筹谋全球经济治理。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为应对危机而诞生。全球“金融海啸”期间，G20的部长级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当西方大国自身深陷经济危机，“八国集团”(G8)难以力挽狂澜于既倒，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承担起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历史重任。“二十国集团”的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贸易额占全球的80%；从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到维护国际贸易秩序，G20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
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各经济体的复苏步伐快慢不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歧，如美国的货币政策趋于收紧，而欧洲和日本仍在量化宽松。国际贸易也出现“失序”端倪，如抛开全球自由贸易制度框架，另起炉灶搞“圈子贸易”。为应对危机而生的G20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作为G20的主席国，中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主办杭州峰会的目标之一，是推动二十国集团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有能力也有责任为G20设置议题、主导决策。在杭州峰会之前的大半年，中方在上海、成都和杭州等地组织主导各种国际会议，讨论起草峰会文件，由此为杭州峰会准备好诸多“首次”：第一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第一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第一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第一次发表G20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第一次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
“金融海啸”之后，全球经济版图已经重心位移，战后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经力不从心，治理乏力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发展面临瓶颈，区域贸易安排丛生、规则碎片化。“中国方案”立足于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着力于对现有治理机制的补充和完善，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说：“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之地冠盖云集，并非只是“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重塑全球经济治理道阻且长，杭州峰会上“客心兼浪涌，时事与潮生”，不是坐而论道地清谈，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纲领，然后脚踏实地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