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外资企业法、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核心内容是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由审批改为备案。中国商务在同一天也公布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举措意味着，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望在全国复制推广，未来国内的外商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在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在当前“反全球化”潮流日盛、国内投资环境愈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不仅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来华投资、释放更多制度红利，也是中国促进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
必须承认的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部分领域的投资回报率下降，中国市场对一些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下降明显，很多欧美及日资企业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选择了撤离中国，将企业从国内搬到了东盟、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
以今年发生的外资撤离案为例，1月，因产业外迁，北京松下控制装置有限公司决定单方面终止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并撤离中国；3月，诺基亚宣布将其上海工厂的制造业务转给EMS合作方Jabil，至此诺基亚已经全数关闭了北京、东莞、苏州和上海的四座工厂；5月，全球最大手机金属外壳加工商及成通讯关闭珠海工厂，位于深圳的飞利浦照明全资子公司飞利浦灯饰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宣布正式停止运营，美国硅谷的基石快捷半导体（即仙童半导体fairchild）有限公司通过出售撤离中国市场；7月，韩媒曝光三星在中国的员工已经由2013年的3.56万减少到2015年的8580人，而其在东南亚的员工数大幅成长至14.04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利用外资的分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商务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5802家，比去年同期增长9.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15.1亿元（折合771.3亿美元），同比增长4.3%（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390.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3%，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28.3%。而同期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44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70.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0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8.2%。而7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00家，同比下降3.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7.6亿元人民币（折合77.1亿美元），同比下降1.6%。
从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利用外资已经面临下滑的危险，且外国投资的重点已从传统的制造业开始转向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而高技术服务业当中的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以及高技术制造业当中的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更是外国投资高速增长的领域，也是外商未来极力要进一步扩大的领域。
就在9月1日，中国欧盟商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对欧投资越来越多，而欧洲对华投资却在滑坡，凸显双方之间缺乏对等的市场准入待遇，并认为改革是否仍为中国的头号要务已不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这种缺乏对等的市场准入待遇情况“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而在同一天，美国商会也发布报告说，对外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来说，现在中国的商业环境比较艰难。
在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美欧商会不约而同选择在G20峰会前发布这类报告，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借此施压中国进一步对其开放国内市场，以便在服务领域获得更多优势。而欧美企业在报告中的抱怨，不论其真实程度如何，确实是当前国内市场中客观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国内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下滑严重，外国投资也越发变得谨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体制、提高外国投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服务及消费市场，就成为不能、也无法再回避的课题。而在经济结构亟需调整、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日益被看作未来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这也将有助于倒逼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中央及各地区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升规范化水平及透明度，增强与其他地区争夺外资的竞争力。
特别是在全球化出现“倒退”的可能性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对外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也是中国践行此次G20峰会“开放、包容”倡议的具体证明。中国政府正是要藉此向世界再次表明反对保护主义的立场，增强中国在倡议全球化时的发言权和和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G20工商峰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度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对外开放不会停滞，更不会走回头路”，“我们将加大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高便利化程度，促进公平开放竞争，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现实地来看，当中国投资放缓时，进一步对外资开放也是必须之举。
全国人大对外资企业法、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四部法律做出修改，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推广到全国执行，外商投资改为备案制，这既有助于提升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倒逼国内供给侧改革，也是中国在投资放缓、稳增长压力加大背景下的必须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