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很多中国政府官员的工作与生存状态，不少官员喊累。“5加2”、“白加黑”，是近年很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常见的工作状态。“5加2”是指除每周五个工作日外，两个双休日也得工作；“白加黑”是指夜以继日地工作，晚上连着白天干。尤其是很多基层地方官员，面对的基层事务繁杂而具体，很难从这种疲惫的工作状态中摆脱出来。
有人会说，官员并非个个都这么辛苦，很多腐败官员靠着当官捞足了好处，并没有真正地认真工作。的确，近年落马的腐败官员不少，但大量普通政府官员疲惫的工作状态也是事实。多年来，安邦智库（ANBOUND）服务过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政府官员，调研过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区，根据我们的观察，相当大一批地方官员还是在努力做好工作，尤其是一批地方主官、发改口、招商口、重大项目建设口等，长期处于“5加2”、“白加黑”的过载状态。我们见过不少中青年官员，并非全都冲着升官发财，而是凭着责任在做事——升官之路是金字塔，越往上位置越少；在当前环境下，想靠当官发财越来越难，而且风险极大。
如果官员们的疲惫忙碌是事实，那么问题就来了：政府官员们一天到晚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忙碌的效率何在？从政府系统效能来看，不容否认，官员们的很多忙碌是低效的，做了很多无用功。很多的问题和事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忙碌，正是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
在我们看来，政府官员低效的忙碌，实际上是由政府定位、政府职能等体制性安排决定的，总结起来就是：定位太广，权力太大，管得太多。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无限政府，既有无限的权力，也有无限的责任。如果政府所有的事情都要管，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政府，必然导致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向政府集中。政府之所以要管得多，除了体制原因，还有利益原因——权力意味着项目、意味着资源配置，也意味着利益。
然而，权力和利益是有代价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例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由于权力很大，常常出现对社会和居民利益的侵占，制造出很多社会问题。在这涉及土地利益的城镇化过程中比比皆是，政府扮演了“掠夺者”角色。第二类是，明明不是政府的责任（有时是企业的责任），但出于维稳需要和问责机制，最后由地方政府拿出资源、出面摆平事件。安邦智库研究人员曾了解到，在长三角某市的工业园区的外资企业，曾发生一起死伤数十人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当地政府前后拿出数亿元赔偿，仍未完全了结此案。
在现有的政府定位、权力分配和职能安排之下，政府往往面临权责不清，责任主体不明确，解决问题缺乏清晰的权责机制，弄到最后，政府就必然成了最后兜底的角色——要么动用强力机器把事情压下去，要么花费高昂的成本来摆平问题。实际上，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无限责任政府的机制是含糊的，过大的权力实际上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并不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趋势。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学是关于权力分配的学问，而国家治理则是权力分配的实践。要改进中国政府的治理问题，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权力分配上。在中国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向政府集中的问题，都与权力分配有关——由于中国的法治发育不足，导致司法体系没有承担起足够的国家治理责任，导致问题向政府集中；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难以承担起社会组织的责任，导致问题向政府集中；由于市场化程度不足，很多市场问题无法靠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导致问题向政府集中。安邦智库多年来一直提倡中国在“大政府”之外，还要建立“大社会”、“大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要改变政府官员疲于奔命而且低效率的状态，实际上是要改革政府，通过调整权力分配来调整政府职能，通过加强社会和市场的参与，在新的层次上建立政府-社会-市场的新平衡。具体而言，主要的解决办法包括：（1）系统化地简政放权和分权，将无限政府收缩为有限政府；（2）强化法治，推动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让法治成为中国政治中一根坚实的核心支柱；（3）加大市场化改革，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既定的“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改革目标，让市场去解决更多的问题；（4）持续培育“大社会”，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育，摒弃陈旧的维稳思维，让各类社会组织协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调节与争端解决的事务；（5）调整官员考核体系，官员考核要与政府职能调整同步，如果考核体系不改，政府官员的行为将无法扭转；（6）适度调整政府规模，减少无效的财政供养人数，增加有效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增加政府公共服务。
大量政府官员的疲惫与政府体系的低效运行，反映出中国政府亟待改革的现实需求。中国需要“大政府”，但还要建立“大社会”、“大市场”，这是改进国家治理的必经之路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