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同时不同项目的投资回收期、商业回报率各有不同。对此要进行合理的划分，分类施策。对于公共物品属性较强的项目，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独到作用。对于商业性项目，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国际惯例运作。同时，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有效合力。
黄志凌：
从国际经验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一旦市场信心被破坏，就会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因此，保持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速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升级、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白明：
我们过去招商引资可能多多益善、来者不拒，但现在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外资的结构也需要升级。如果外资企业还是把过去那种自己干不了的劳动密集型或者低附加值的产业往中国推，那就显然找不到更合适的投资机会。
李海涛：
当货币政策受到的制约越来越严重，财政刺激在当下需要发挥更大作用，而民间投资的参与度成为财政扩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能有效保护民营资本产权，民营企业家就不能放心地进入投资领域，所谓的财政扩张也只能是政府、央企、地方国企和国有银行等不同类型国有资本的独角戏，无法实现“乘数效应”，民间投资下滑的趋势也无法得到改善。可见，产权保护的相关改革能否切实、有效推进，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郭磊：
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引领中国经济走出通缩。过去三年，经济一直处于通缩过程中，上游价格在不断收缩，中下游的生产和库存亦在不断收缩。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上游价格触底，中下游景气度明显抬升，工业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被激活了。对于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来说，应该利用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利润回升的喘息机会，大刀阔斧地淘汰落后产能；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应利用内需改善的机遇，积极投资新兴领域，布局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