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健康城市建设高层论坛暨健康城市蓝皮书《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6）》、《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6）》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报告指出，北京人口规模过大、增长过快。
这份报告为缓解大城市病支招，其中包括“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带动就业人口疏解。严控增量，提高新增产业准入门槛”。这些措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不断推进。2015年4月30日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接下来主要是具体落实。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认为，非首都功能主要有两大类，首先，从经济角度考虑，是一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其次，是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疏解的去向，除了河北、天津等周边区域，还包括从市区疏解至郊区。
那么，如何疏解呢？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或是其他强制性措施来完成，而是推动调整政府机构自身或政府举办之公共事业的区位，并最终在市场的基础上来完成。政府应该在疏解的过程中做好服务性工作与配套设施建设，比如要把批发市场迁过去，那么相应的配套比如机场及其设施就应该完善。
前述报告还提出，要努力推动就业结构优化、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减少低端产业对人口的吸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会带来流入人口的减少，高精尖的经济结构照样需要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又需要外来人口。这又涉及到报告中的另一个“招”，即“提高居住成本，倒逼人口规模疏解。增加流动人口经营成本、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从而达到调控常住人口总量、优化区域人口结构的目标”。
如果一味地从提高居住成本与生活成本的思维出发，那么低收入阶层在大城市的生活将会难以为继，生活压力也许会逼迫他们“以脚投票”，离开大城市。但是，对于大城市来说未必是一件十全十美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大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无从谈起，服务业对于带动本地就业的作用功不可没。再从一个比较“形而上”的角度来看，城市对待低收入阶层的态度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温度。
大城市病需要治理，但并不是通过各种“懒政”，也不能一堵了之，而应该主要通过政策智慧进行疏导，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对城市功能规划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