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寂数年或甚至数十年后，被打入冷宫的财政政策似乎又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我们依然未能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
欧洲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最差的：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过去四年几乎没有增长，人均GDP仍低于2007年的水平。此外，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相当悲观。欧洲央行于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欧元区负产出缺口为6%，比先前估计的要高出4个百分点。欧洲央行的结论是：“这一调查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旨在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包括财政与货币政策）应当在经济政策组合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这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表态了。
财政政策自2010年以来基本上就被废止了，因为大萧条让政府在二战后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赤字，和急剧上升的负债占GDP比率，紧缩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这让货币政策变成了唯一可用的刺激手段。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通过“量化宽松”——大量采购长期政府和公司债券——来为本国经济体注入巨量现金。欧洲央行也在2015年启动了资产购买计划，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承诺将一直这样做，“直到我们看到迈向通胀的持续调整”。
但量化宽松不是灵丹妙药。它虽然有助于防止经济陷入另一次大萧条，但资金连续注入也导致其作用递减。欧洲央行的政策宣言，缩小了欧洲的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债券收益率差距。但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forNewEconomicThinking）的托马斯·法齐（ThomasFazi）的研究指出，量化宽松对银行贷款、不良贷款的增加及惨淡的产出和通胀数据都缺乏影响力。此外，量化宽松还存在负面的分配性后果，因为它把钱给了那些本已富有的人，而就算变得更加有钱，这些人的经常性支出也很少受到影响。
决策者对出现这一不痛不痒结果的可能性，本来就应该有警惕性。当央行试图通过将流动性抽离系统，来降低通胀的时候，其政策效应往往被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来重新注入流动性的能力给逆转了。在当今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当央行注入流动性来刺激经济活动时，商业银行却增加储备并拒绝贷款来抽出流动性。
这使得财政政策成了最后选项。当前经济状况的逻辑，意味着政府应该利用超低利率的时机，来投资于可以刺激需求和改善经济结构的基础设施项目。问题在于围绕这一预期的气氛究竟有多浓厚。正如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穆尔鲍尔（JohnMuellbauer）所说，财政部和央行已经“将减少政府总负债相对GDP比率的重要性，深深地根植到私人部门的意识中了。”
这种正统思维源于将贷款简单视为“递延税项”的想法。根据这一观点，如果私人部门认为，税收将上升以支付政府债务，人们就会增加储蓄以支付更高的税收，从而消除任何经济刺激效应。正统思维错误地假设，政府的支出不会带来任何额外收入；但只要这一思维继续盛行，由债务融资的财政政策，就无法被用作重振经济增长的手段。
因此，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提出一些非常规财政政策，来辅助非常规货币政策。他们正在讨论所谓的直升机撒钱的各种方式。这是源自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于1969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有天一架直升机......从天上撒下了本不存在，面值为1000美元的纸币。”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Bernanke）等的一些人，对以“直升机撒钱”来振兴衰退的经济体表示了有力的支持。
直升机撒钱有两种形式，可以（也应该）同时被撒下来。首先是把购买力直接注入消费者手中——比如发给每个选民或公民内含1000美元的智慧卡。在上世纪初首先提出“盖戳钱”（stampedmoney）方案的瑞士经济学家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Gesell）补充说，未花掉的金额应当在一个月后征税以防囤积。
另外，直升机撒钱可以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这种“货币融资”的好处是，虽然支出增加了赤字，又导致货币供给的永久性增加，但却不会增加国家负债，因为政府只是“欠”自己银行的钱。这将抵消提高税率的负面预期。
当然，发行不用偿还的债务显然有点不靠谱。这的确存在明显的危险，即政府可能会很容易沉溺于用货币资金，支付私人和公共开支，这是为何除非经济状况显著恶化，否则不可能明目张胆地使用这一手段的原因。但袖手旁观而导致我们再次陷入另一次衰退（看起来很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显然更大。不管你喜欢与否，非常规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受欢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