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10月6日发表题为《国际化的新框架》的文章称，近年来，经济和商业的国际化框架正在经历重要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有些构成国际化新框架组成部分的趋势值得注意。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几个月来，几乎所有国际机构都对在反全球化声音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发出了警告。贸易自由化的前景堪忧。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为了推动欧美之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带有类似目的，这遭到了民众和政界的强烈抵制。这两份协定很有可能推进不下去。
很多负责任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过去对全球化中的“输家”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和候选人（如特朗普）。
一个严峻挑战是如何应对和扭转这种反全球化趋势。贸易和投资的国际化发展取决于反全球化浪潮能否被遏制。
数字化的影响。国际化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正在随着数字化趋势的出现发生变化。企业和各国政府都必须适应数字国际化的新要求。
尤为重要的是，数字化可能有助于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数字化能够使国际活动的成本更加低廉，也有可能通过阿里巴巴或亚马逊这样的市场平台相对便利地接近全球客户。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提供了获取国外市场信息和开展市场营销的渠道，成本比通过传统渠道更加低廉。没有实现数字化的企业注定会被淘汰。
国家资本的加强。“历史的终结”在经济学上有着相似含义，那就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胜利。但各国政府现在正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参与。
无疑中国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的大型私企都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运作。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济中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政府干预同样发生在被认为是“自由”的经济体中。几周前，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中国企业收购一个电网。主权基金是政府干涉主义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政治和制度条件重新成为决定性因素。
政治风险增加。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军事冲突、很多国家政局不稳都促使政治风险成为各个企业必须面对的主要风险之一。
政治风险在企业的国际化活动中重新成为重要变量，企业必须投入必要资源对此进行分析，进而加以应对。很多承认企业活动存在政治风险的政府也正在被迫对此加以严密监控。
贸易相对GDP的弹性降低。危机之前，国际贸易的增长率已经接近于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但是近几年来，贸易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已经趋同。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对外贸易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降低。
虽然这可能是多个周期性因素导致的，未来有可能得到扭转，但也存在结构性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无疑是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倒退。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成本差异的缩小、自动化、数字化都使产品在不同地点间生产和分配的差别优势缩小了。全球贸易不会再以过去的速度增长。欧洲中央银行在其2016年版经济简报中指出，结构性因素在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扭转，预计在过去推动贸易发展的结构性因素——运输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全球生产链条扩张和金融发展——不会再在中期内起到推动作用。
制度多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旧秩序开始被新的、更加多元的秩序替代，这其中出现的新角色都要求发挥与之新经济地位相符的作用。
二十国集团成为新的国际论坛，逐渐取代了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一些论坛，如七国集团等。
中国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引人注目的方式挑战着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欧盟发生了危机，有可能转化为影响力的丧失。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也充满不确定性。